当然，通过对《史》《汉》关于灾异解说之差异的分析，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和班固学术个性的不同。虽然《汉书·五行志》动辄标榜《春秋》之义，但是就史学理念而言，也许《史记》继承《春秋》的原则还要更多一些。有学者分析说，“孔子对鬼神迷信一直取慎重态度”[30]，“孔子修撰的《春秋》记有怪异现象，如‘六鹢退飞过宋都’之类，但没有加以神秘化。后来的公羊家记灾记异，不绝于书，但也没有把灾异与治乱联系起来。司马迁比孔子更有科学头脑，在史料的抉择上剔除了大量迷信成分”。[31]
对于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多有学者专注于史事记录的详略和繁简，有人则指出：“愚以为班马之优劣更系于识而非徒系于文。”[32]强调更应当在史识的比较方面用心。对比司马迁和班固的灾异观，确可发现差距。但是，尽管班固《五行志》中关于灾异的认识多有非科学的谬说，“然而他罗列的历史上的种种异常的自然现象……，却是历史上的事实，为后人研究古代自然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33]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34]
关于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马班生态观异同之四
《禹贡》是中国早期地理学的名著。大致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这部地理书[35]，有值得珍视的对于各地生态状况的考察记录，例如有关各地土壤、植被、水资源和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矿业物产的记载多有重要价值，于是成为上古生态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史记·夏本纪》引录了《禹贡》。《汉书·地理志》也引录了《禹贡》。都体现出对生态状况考察的重视。
司马迁《史记》秉承《禹贡》所代表的先秦学术重视实证、重视实用、重视实利的传统，在总结生态条件同社会经济的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学术推进。
在这一方面集中体现司马迁史学新识的论著，是《史记·货殖列传》。
《史记·货殖列传》对于基本经济区的划分，是最早的区域经济研究的成就。司马迁在综述各地物产时说：
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
这里所说的“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也就是秦汉时期农业和畜牧业的四个基本经济区。其中说到的生态条件的地理分布，司马迁是以经济的眼光，作为“大自然所提供的”“物资财富”，作为“人们奉生送死的物质生活资料分布”[36]予以考察和认识的。
“山西”的重心区域是关中。我们可以以对关中生态的分析为例，尝试比较《史记》和《汉书》作者的生态意识。
关中平原号称沃野，传统农业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亦玩巧而事末也。”
关中之富足，首先在于以“膏壤沃野千里”为条件的农耕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农业先进，矿产及林业、渔业资源之丰盛也是重要原因。有关论述，同样见于《汉书》。《汉书·地理志下》有沿袭《史记·货殖列传》体例的内容，而且占有更多的文字篇幅。班固写道：“故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历经后稷、公刘、大王、文王、武王的经营，“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
司马迁笔下的“大关中”概念，“关中”指包括巴蜀在内的“殽函”以西的西部地区。[37]
关于巴蜀地方，司马迁写道：“南则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汉书·地理志下》也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
关于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方，司马迁说：“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汉书·地理志下》：“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
大致看来，在关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以及生态和民俗的关系时，司马迁比较重视前者[38]，而班固似乎更为重视后者。而班固对民俗的关注，似乎是从强化政治管理的动机出发的。其说从政治角度理解民俗，以为了解民俗的目的，是政治管理的方便。
对于《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生态条件作用的肯定，有学者分析说，“《货殖列传》对我国划分经济地区作了尝试。地理因素可能不恰当地被夸大了，……。”[39]
但是，就对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具体的生态形势而言，班固其实有更为详细的记述。《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准备在盩厔和鄠县、杜陵一带扩建上林苑时，东方朔曾加以谏阻：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功能鼃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酆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
班固在《两都赋》中，虽然“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但是对关中地区形胜和物产也大加赞誉，称美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有“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敷棻”，又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肯定关中“华实之毛，则九州岛之上腴焉”。[40]
《史记》对于经济生活的重视，史无前例。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思想及于经济，是书盖为创举。”《货殖列传》“盖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41]又有人称赞《货殖列传》说，“若《食货志》，乃此《书》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42]而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形势相联系以分析历史，可能正是《货殖列传》特有的优长之处。有的学者于是曾经发表“以自然主义笼罩一切经济主义”的评价，并赞美其中对“各地的环境”的重视，从而感叹道：“美哉《货殖传》!美哉《货殖传》!”[43]
关于生态保护：马班生态观异同之五
对于“大关中”的地理特征，班固在司马迁附论巴蜀地区和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之外，还说到武都地区和“自武威以西”地区。对于后者，《地理志下》写道：“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屮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其中“是以其俗风雨时节”句，“其俗”之后似有缺文。
所谓“风雨时节”，是汉代民间对理想生态的习惯表达形式。《淮南子·览冥》说到“风雨时节，五谷丰孰”。《汉书·地理志下》说到地方地理人文条件“有和气之应”时，也使用了“风雨时节，谷籴常贱”的说法。汉镜铭文中常见“风雨时节五谷孰”，“风雨时节五谷熟”的文句，或者又写作“风雨常节五谷熟”，“风雨时，五谷孰，得天力”，“风雨时节五谷成，家给人足天下平”等，都表达了对气候正常的祈祝。袁宏《后汉纪》卷二二载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刘淑对策，以“仁义立则阴阳和而风雨时”为主题，也体现了同样的社会愿望。《史记·乐书》：“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张守节《正义》：“寒暑，天地之气也。若寒暑不时，则民多疾疫也。”“风雨，天事也。风雨有声形，故为事也。若飘洒凄厉，不有时节，则谷损民饥也。”
在“风雨”是否“时节”的天运面前，当时的人只能完全被动地顺从，对于创造“风雨时节”的形势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司马迁曾经利用农耕社会久已普及的“风雨时节”的思想，阐发了对于维护生态条件的深刻认识。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44]所谓“天道”“四时”，不仅不能“弗顺”，而且应当“大顺”。又《史记·龟策列传》禇少孙补述：“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贼气相奸。同岁异节，其时使然。故令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或为仁义，或为暴强。暴强有乡，仁义有时。万物尽然，不可胜治。”这样的文句，其实也是照应了司马迁的思想的。
但是，人又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生态，改变生态。这首先应当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
《汉书·晁错传》记录晁错对策，其中有反映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