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地区的汉城大多依自然地势而建，因而形状不一。但以黄土夯筑为基本构造方法的制约和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念的影响，使得大多数城郭呈现为方形或长方形。已发掘汉城中的武城、元氏、武垣、雍奴、东平舒等县城为方形或近似方形;武安午汲古城、邺北城、阳原县城、西乡县城、泉州、石邑等县城则为长方形。而代王城则因受地势所限，建成椭圆形，较为罕见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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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原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后收入《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张光直：《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收于氏著《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

③参见周长山：《汉代的城郭》，《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2期。

④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平山三汲古城调查和墓葬发掘》，《考古学集刊》第5辑。

⑤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燕下都城址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1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⑥《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⑦《汉书》卷64《吾丘寿王传》。

⑧《汉书》卷1《高帝纪》。

⑨蔚县博物馆：《代王城城址调查报告》，《文物春秋》，1997年第3期。

在城郭的结构方面，已由先秦时的内城外郭并存演变为城郭合一。河北地区的汉代城址绝大多数只有一重城墙，部分沿用东周旧城的郡县治所或受已有形制的影响，尚遗留城、郭的现象。如上谷郡治所在的沮阳县城，存在大、小两城。小城位于大城东南隅外侧，与大城成东西平列配置的状态①。其结构特点与中山灵寿故城、易县燕下都均十分接近，与其他地区战国时期大型城址的郭呈环城套列的特点明显不同。这种大、小城并列配置的格局，疑为这一地区东周时期城郭建设的流行模式。

根据《汉书》的记载，西汉王朝为有效地抵御匈奴贵族对边疆地区的侵扰，曾采纳晁错的建议，在沿北边诸郡地区建设了一批呈“回”字形的大小两重城墙相套的城邑②，于军事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类城郭的存在，在内蒙古、辽宁等其他长城沿线地区已得到验证。随着考古调查工作的深入，相信在河北北部代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等区域内，也将会发现类似的遗存。

3.城郭的功能分区

城市人口的增加，活动内容的丰富，促使城市管理者不得不采取按功能划定区域的方法，分别加以管理。但是，过去人们对这方面的认识只能借助于首都长安城，以此来推断地方城市的情况。和林格尔出土的汉墓壁画中所绘宁城图，则为我们清晰直观地展示了地方郡县城市的布局细貌③。宁城属上谷郡，位于今河北万全县境内。东汉初年曾于此置护乌桓校尉，以管理内附的乌桓部众。壁画宁城图表明：在大城的西南隅，利用西南两面城墙尚筑有一子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即设于子城之内，成为该城的政治中心。从图上看，护乌桓校尉幕府建筑占据了整个宁城县城的绝大部分。为了突出墓主人生平事迹中担任的这一最高官职，此图可能会有所夸张。但是从其维护专制统治的城市规划制度来说，一个统辖一方的幕府衙门在县城中占据很大的地盘也是必然的。在宁城东门内的东南隅，筑有四方形的墙垣，中注“宁市中”，是汉与乌桓、鲜卑“岁时互市”④的“胡市”所在，为该城的经济中心。“胡市”的设置，促进了当时北方各民族间交换关系的发展。在朝鲜出土的用中国技术织成的菱形纹绢残片和各种漆器⑤，很可能就是通过这种交换渠道转运出去的。冶铁、制陶等作坊集中的手工业区虽未标诸于图，但在其他古城遗址中类似的遗存曾多所发现，故此其存在也当在情理之中。官衙与“胡市”之外的地区则主要是居民区。“市”有市墙环绕，与居民集居的“里”截然分开;官府与居民区更不相连。武安午汲汉城的发掘，则又为解明城市居民区——“里”的形态提供了线索⑥。午汲古城呈方形，东西889米，南北768米。四面城墙中央分别辟有城门，一条宽约6米的道路将东、西城门联结起来并直通城外。另有四条宽约2.5米的南北方向的支路与其纵横相交。这样，东西与南北道路的相互交，叉，将城内分割成较为均等的十个区划。这十个区划被认为很可能就是排列整齐的城市民众的基本居住形态——“里”的遗存⑦。

完善的交通体系与排水系统的存在，也是城市成熟发展的标志之一。午汲古城发现的干、支线纵横交错的道路体系，堪称其代表。邯郸、元氏古城址也均勘探出道路遗迹，路面坚硬如夯土，有的还铺有河卵石⑧。邯郸城遗存的古道路，宽者达10米以上。与战国时期相对照，都市交通道路的主要技术标准均有显著提高，路基和路面宽度都达到了新的等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汉代区域中心都市动辄云集车辆千余数的需要。史载，汉初陈豨告归过赵时，“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都市的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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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维明等：《河北怀来县大古城遗址1999年调查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

②《汉书》卷49《晁错传》。

③参见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

④《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⑤梅原末治：《支那纪年铭漆器图说》，同朋舍，1984年。

⑥孟浩、陈慧、刘来城：《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⑦宫崎市定：《汉代の里制と唐代の坊制》，原载《东洋史研究》第21卷第3号，1962年。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7卷，岩波书店，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