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利的交通体系，对于促进作为政治、经济、军事据点而存在的城市的发展，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盐铁论·通有篇》在论数天下名都之时，并不触及物产之丰裕，而是首赞其“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眺览文末所附“西汉成帝元延、绥和年间河北地区城市分布示意图”可以看出，太行山东麓的赵国、广平郡、巨鹿郡、中山国、涿郡即今京广铁路沿线地区附近，城市分布明显较他处稠密。而这一带正是秦汉时期“邯郸广阳道”的经过之处②。这条大道在战国时即已具重要地位，经河东、上党，或由河内北上至邯郸、广阳、右北平，通达燕赵。大道以西是连绵起伏的高山峻岭与岸壁陡峭的深堑大谷，战国以来人们自西向东逐渐开辟出几条穿越太行山的隘道。“太行八陉”中的滏口陉、井陉、飞狐陉、蒲阴陉和军都陉等均位于河北地区太行山东麓，它们与“邯郸广阳道”这条南北大道相交汇，构成扬雄所称的“载从载横”③的交通格局。这一交通体系的周围，则分布着邯郸、襄国、石邑、曲逆、涿县、蓟等最具历史传统和发展活力的大、中型城市。交通线网化的便利条件，促使人才、物资和信息得以集中并与其他地区交流，从而可以实现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职能。

3.侯邑城市的兴废

汉代河北地区新增城市中，除一部分是因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而增置的新县县治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列侯或公主的食邑而设置的侯国或邑。它们的大小也是以户口为衡量标准的，但其间悬殊极大。大者可达万户以上，小者仅有数百户。两汉四百余年间，侯国兴废无常，总数经常在变动。成帝时(以元延末年为基准)有侯国226个，其中位于河北地区的有52个④。主要集中分布在内地魏郡、巨鹿、常山、清河、涿郡、勃海、广平、信都等郡，缘边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诸郡则无一设置。这恐怕是鉴于汉初北边诸侯与匈奴勾结、威胁中央政权的历史教训，而改由中央政府来全面直接掌控边疆地区郡县统治的缘故。由于这些侯国的设置纯粹是出于政治上分封的需要，多是以乡聚之地从他县分置而成，发展过程与普通城邑完全不同。其中大部分侯国地域狭小，户口较少，难以发挥一般县城所具有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功能，只是具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而已。它们极易随政治形势或嗣位者自身境遇的变化而遭致撤废。如两汉之际的新莽之变和更始之乱，使得刘氏宗室遭沉重打击，枝叶凋零。光武中兴后，重新厘定行政区域。河北地区西汉末年尚存的52侯国中，47个被省并，废置率高达90%以上⑤。

4.新旧城邑的地域差异

分布在河北地区的汉代城市中，有67个见诸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记载⑥，历史悠久。但这些旧城多集中在太行山东麓的魏郡、赵国、常山郡、真定国、中山国一带，其比例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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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248页。

②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28—30页。

③《艺文类聚》卷6引扬雄《冀州箴》。

④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1—242页。

⑤参见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66—371页。

⑥它们是魏郡的魏、元城、馆陶、邯会、邺、斥丘、武安、武始，赵国的邯郸、易阳、襄国、柏人，常山郡的房子、鄗、元氏、关、平棘、石邑、蒲吾、井陉、灵寿、九门、上曲阳、南行唐，中山国的新市、苦陉、唐、望都、曲逆、北平，广平国的列人、任、曲梁，巨鹿郡的巨鹿、南[“奱”去“大”]、新市、郻、宋氏、下曲阳，清河郡的信成、东武城，信都国的观津、扶柳、昌城，河间国的武隧，真定闰的真定、肥垒，涿郡的安平、饶阳、武垣、高阳、鄚、故安、易、临乡，勃海郡的参户、临乐，广阳国的蓟、方城，代郡的代、东安阳，上谷郡的潘、涿鹿，右北平郡的无终，辽西郡的肥如、令支等。

城市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巨鹿郡、清河郡、信都郡、河间国和勃海郡等偏东部地区虽平坦开阔，却旧城甚少，汉代新设的县治占绝对多数。那么，造成这种新、旧城邑分布的地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谭其骧先生在分析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的变迁时，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黄河下游在战国以前自北向南分别有“《山经》河”、“《禹贡》河”和“《汉志》河”三条入海河道.约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当时《汉志》河的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山经》河、《禹贡》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①。而筑堤以前，黄河的决溢改道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也只能在靠近太行山麓一带汛期淹不到的高地定居。至于广袤平原的中、东部，就只能任其荒芜不治，难以自然出现人口聚集的城邑。筑堤之后，黄河的频繁改道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控制，各类大大小小的城邑才逐渐在这片土地上兴起。名为平隄、高堤、高城等汉代新城的出现，正是这一地区地理景观变化的反映。

三 城郭的建筑、形制与功能分区

对遗存至今的汉代城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河北地区汉代城郭的构造、布局及其功能。

1.城墙的建设

为夯土城墙所环绕的城邑，一向被视为古代华北地区黄土地貌上的代表性景观②。而近年来对河北地区汉代城址的调查发掘，更是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加强军事防御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地区也同中原其他地区一样，曾一度出现过筑城高潮③。但其间炽烈的战火也无情地摧毁了一批名城大都，如灵寿中山故城④、易县燕下都古城⑤等皆为此类。秦始皇扫灭六国后曾有“堕坏城郭”⑥之举，后世学人多将其解释为防止旧关东诸国残余势力反扑的一种措施。但班固在记述这件事时，用的是“堕名城”⑦。由此来看，当时很可能只是拆毁了原为围护诸侯王宫而建的内城(或曰王城)，以铲除原敌对政权所在地的痕迹，避免引发诸多联想。如赵都邯郸城，其西南方的宫城——赵王城毁于章邯大军之兵燹;民众集居的郭城——大北城虽也遭到破坏，但不久即迅速恢复发展起来。至若普通的郡县治所城墙，则大多得以保留。河北地区城基旧址发掘中清晰显示出的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文化层叠压即可证实这一点。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下诏“令天下县邑城”⑧。此举象征着刘邦下决心要重建大乱之后的社会秩序，整备国家机器。城郭自身遂成为“大一统”政权下法与秩序的象征.从此之后，带有围墙的城市也就成为古代中国人的基本居住形态，根深蒂固于人们的生活中.关于河北地区汉代城址的发掘状况，可参见文末“河北地区所见汉代城址一览表”。

2.城郭的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