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史研究而言，我们始终远远落后于西方而又竭尽气力在追踪和仿效西方。但是，当我们的社会史还正处于开拓、发展中时，“社会史”在西方学术界已显得有些陈旧了。“近年来社会史无疑已经失宠了——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之中”。(周锡瑞：《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第一辑)它的又一次转向表现在社会史“毫无疑问向文化史研究发展是一股强劲的趋势”(同上)。在最新出版的西方中国乡村史、社会史研究成果中，已经很难区分其是属于社会史还是文化史了，如阎云祥1996年的《礼物的流动》(The Flow of Gifts)，景军的《记忆的圣殿：中国村庄的历史、权力与道德》(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等。社会史与文化史融为一体，或者说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了社会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也应该成为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一个理念，也是我们在近代乡村史研究起步时，就与西方史学趋向接轨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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