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相比较而言，国外学者对于近代中国乡村史的研究起步要更早一些，所关注的问题也有自有特色。美国学者萧公权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版了《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华盛顿出版社1960年)一书。70年代后，随着美国史研究中以社会基层为研究对象的“农民学”的兴起，对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也颇为兴盛，相当一批重要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如黄宗智《中国农村的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等，确令中国史学界刮目相看。对此，我们择要评述如下：

《十九世纪之中国乡村》是萧公权早年的重要著作。该书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完全立足于社会控制体系方面。诚如萧氏所言，这是一项有关清朝统治者在19世纪实施于整个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的理论基础、基本方法和其运行功能的研究。其主要思路是：(1)中国封建帝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居乡村居民的绝对多数。如果不对乡村社会居民的生活态度、行为模式进行研究，那么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探讨也就无从谈起。(2)19世纪既是中华帝国的走向衰落的时期，也是整个社会政治的转轨(或过渡期)，因而，这一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3)具体而言，该书侧重探讨的内容有：“帝国统治者如何对乡村民众实施控制?乡村居民如何反作用于这一控制体系?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如何影响着这一控制系统的操作者和置于这一系统下的人们的行为方式等等。全书的基本结构围绕着乡村社会控制体系而展开，由总体论述、基本组织和功能作用构成。总体框架是：第一部分，乡村的区位状况。主要包括乡村、市场和市镇和基本的行政区划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二部分，乡村控制，共包括四方面内容，即警防的保甲体系、赋税的里甲体系、救助的社仓和其他救治组织和意识形态控制体系，即教化的乡约和其他组织。第三部分，控制的功能，这几个方面的内容旨在更深入地揭示乡村社会控制体系的功能和作用，包括控制乡村的作用、宗族与乡村控制、乡村对控制体系和反作用、概述和附录等。通过对清朝控制体制的全面研究，该书认为：这一制度对于一个范围广阔在历史上又长期相对稳定的清朝政体，它无疑是有作用的，但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完全满意的证据可谓从未有过。十九世纪时，整个乡村控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蜕化为例行公事，甚至演变为准行政腐败。

黄宗智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史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等著作中。鉴于史学界对黄著已有较多的评论，如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故此处为叙述方便，仅简略述及。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主要依据满铁资料中关于河北、山东西北部平原的33个自然村的资料，对乡村土地经营模式做了量性统计。认为，近代华北乡村中经营式农场很明显是伴随农业商品化和农村社会两极分化而兴起的。这一演变过程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但它的急剧发展却在近代。此外，华北乡村商品化的动力，主要有二：一是人口的增长。种植棉花所需劳动力倍于高粱，而人口的增长，推动了农业通过商品化而集约化。二是伴随农业商品化而出现的社会分化。那么，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意义如何?黄宗智十分审慎地比较了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同异，借以考察了生产关系与人口两个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从而得出结论说，“近数百年华北农村的主要变化，与其说是经营式农场的兴起，不如说是贫农经济的形成;与其说是小农的无产阶级化，不如说小农的半无产化。……经营式农场的历史意义，不是证明了资本主义，而主要是犹如一个窗户，让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特点。”“它的特点是社会的部分分化和农业的内卷化(即involution, 在后来的著作中又将此译为“过密化”)(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5页)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所采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相同，它的基本研究结论是：一，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经济属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类型。二，中国农村的商品化进程是“过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commercialization)，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商品化。三，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过密化。四，过密化甚至在集体化与农业的部分现代化之下持续。五，在80年代的改革中，具有长期意义的农村变化是随着农村经济多样化而来的农业生产的反过密化，而不是广泛设想的市场化农业生产。(参见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8页)

从文化资源角度来分析近代乡村权力结构演变的西方人的著作有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它的中心论点是“国家在衰退”。它的资料来源也主要是满铁调查资料，它依据资料所及的华北平原6个乡村的数据分析，认为传统农村豪绅已经衰败，而新的豪绅却无法使自己习俗化，这种状态反过来削弱了国家。杜赞奇从文化与权力的联系上，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或多或少愿意地服从显然并非从其自身利益考虑的命令，他认为“关系与组织”是相互联系的，其“准则和象征就是宗教信仰、情感交流、家族结合和类似的思想感情”，这个文化上的联系不过展示了一个把农民、土豪和国家联系起来的基本舆论。然而，没有料到“国家大厦”却直接损坏这个文化联系和削弱华北土豪。但杜赞奇虽然阐述了这一主题，却没有完全考察清楚华北的家族关系结构、实用的农村宗教组织类型、庇护人的作用和影响等。不过，这一探讨对于了解20世纪初的乡村民众文化及政权结构无疑是重要的。

与美国学者关注宏观理论架构和观点创新有所不同，日本学者对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则在具体问题上显得更深入一些。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农田管理的性质和市场结构、民间信仰的特征、乡村理论等，当做重大课题加以研究。小林一美的《近代华北的土地经营与商业运行的特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6辑)论文，即是在调查华北乡村、市镇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成果。论文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几个典型的乡村家族情况的调查，具体讨论了晚清至20世纪30年代华北乡村的社会状况，分析了山东的济宁和临清的许多商人、大地主和商业巨头的生活经历，并澄清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商业与借贷，以及政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着重论述了继承权的平均分配和丧葬礼仪对中国人的家庭和商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认为，在华北农村是很难产生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近代华北乡村传统的社会结构趋于瓦解，形成了一个金钱剥削的社会。在此条件下，大批农民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从而流向城市。学科交叉渗透的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