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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清史研究概述

清史的研究，在断代史中，起步较晚。二十年代初，清朝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才把清史研究推向前进。日本侵略者制造伪满洲国，激起我国爱国主义学者加强清史的研究。新中国建立以后，清史工作者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清史，探索新的清史体系。近十年来，清史研究有了令人高兴的发展，专门研究机构日益增多，从业人员逐渐增加。

据自1949年10月至1984年10月的不完全统计，出版有关清史专著和工具书一百二十余种。其中主要有：邓之诚的《清诗纪事初编》，王钟翰的《清史杂考》，莫东寅的《满族史论丛》，李洵的《明清史》，谢国桢的《南明史略》，郑天挺的《探微集》、《清史简述》，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周远廉的《清朝开国史研究》，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韦庆远、吴奇衍、鲁素的《清代奴婢制度》，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郭蕴静的《清代经济史简编》等。还先后发表清史论文九千余篇(其中包括部分《红楼梦》研究文章)。从1982年以来，每年平均发表文章在四百篇左右。

这些专著和论文，涉及清代社会历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探索的问题也在不断深入，不过比较集中的是讨论了以下诸问题。

一、满族的形成与入关前的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是建国后不久就开始探讨的问题之一，直至今日仍然不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郑天挺等认为，满族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经历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但是努尔哈赤在公元1616年建立的后金政权，从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当时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社会，只不过这时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属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而已1。

尚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时，满族正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他还认为满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而由原始公社制直接转入了封建社会2。

张维华认为：“进入到满洲历史范围的满族社会，一般说来，在奴隶社会使用上只发展到家长奴隶制的阶段，奴隶使用仅是起着助手作用”。即努尔哈赤兴起时期的满族是处在早期奴隶制阶段3。

王钟翰在《清史杂考》4中认为，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至十七世纪二十年代(1577-1627年)的五十年间，努尔哈赤领导的满族社会应属于奴隶占有制社会，而决不是属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家长奴隶制。他还认为满族在1621年至1644年的二十多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重要而复杂的阶段。

周远廉在《清朝开国史研究》5一书中认为，满族在入关前经历了原始公社制末期、奴隶占有制与封建制等各个阶段。他重点分析了满族社会中“诸申”的身分与地位的变化，从而阐明满族社会性质的变化。他认为满族在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诸申”是不受任何人役使的氏族成员，此时的满族社会性质是属于氏族社会末期。1587年，努尔哈赤开始“定国政”，给“诸申”规定了各种义务，从此沦为奴隶制国家的穷苦贫民。1621年后，后金政权占领了辽沈地区，颁布了“计丁授田”，此时诸申领有份地，每年向国家缴纳赋税，从此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农民。从1621年以后满族基本上进入了封建社会。

李洵等认为，满族在入关前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他主要是通过分析满族入关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而得出这个结论的。他认为当时满族社会中存在的大批奴隶，是旧制度的残余，奴隶不是直接生产者，多半是家内奴隶。因此，当时的满族社会性质应属于前期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过渡的时期6。

除以上几种意见外，也还存在着一些其他意见。例如，有的人认为，清入关以前的满族社会是处在家内奴隶制至庄园奴隶制时期。进入辽沈地区以后，便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过渡。满族真正封建化要迟至康熙时期才算完成7。还有人认为，努尔哈赤兴起以前，满族社会正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以后五十年间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皇太极执政的二十年间，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过渡的时期。“拖克索”庄园日益普遍，说明努尔哈赤时期奴隶制发展较为迅速，“计丁授田”不是作为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界碑，而是延续奴隶制的一种措施，没有进步意义可言，只是到了皇太极统治时期，满族社会才进入到封建社会8。

二、有关清史在中国史的地位、清史的分期与明清之际(清初)中国社会发展方向问题

对于清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问题，解放前，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全，人们由于对满族入主中原抱有偏见，故竭力贬低清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清朝的统治对中国历史只有破坏而无建树。解放后这方面的认识有了改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对清朝前期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日趋明确。普遍承认它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它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与稳定，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的积极作用。清史研究者们，还从世界历史的范围考察了清朝的历史地位。学者们一直在寻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很自然地就加强了对清朝历史的注意。傅衣凌认为：明清时期的历史地位值得重视，它正处于东西方变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清两代出现有不少新东西，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意识形态等都有许多新东西、新因素。可是新因素、新力量得不到正常的成长，生产力发展缓慢，穷本探源，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次是封建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再有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新产生的锁国政策，阻滞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阶级分化，看不出新的阶级力量的顺利产生和成长，使中国成为一个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9。戴逸认为：“清史，离我们今天很近，……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如果要了解其究竟，追溯其来历，都离不开清史。”在讨论清代前期历史之地位时，“应该持两点论，应该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清代前期的历史既有它伟大的一面，也有它渺小的一面;既有它光辉灿烂的成就，也有它黑暗苦难的经历”10。王思治认为清朝前期历史的客观实际决定了当时的社会只能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向前迈进。然而，外部世界却正在经历着急剧的变革。欧洲资本主义的先遣队正在源源东来，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嚣张的时期。清代前期也正是抵御外来侵略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发展，距离也更加扩大了，这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历史影响同样也是深远的11。

关于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外来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也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而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尚钺等人对此估价较高，认为从明代开始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到较高水平;而黎澍、刘大年等人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大大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了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的论断12。许多学者还认为，因为长期以落后的封建经济为基础，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因此严重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进步的速度长期处在徘徊、停滞的状态。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因循守旧、骄傲自大、闭关自守的思想。从而抑制了明末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闭关是重农抑商政策的继续，它保护了封建经济，隔绝了人民与外界的往来和交流，这只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维护和巩固，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影响了中国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发达的科学技术，致使中国在世界前进的行列中逐渐落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关于清史的分期，许多清史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一般人认为清史可分为前后二期，以1840午鸦片战争为界地会的宗旨(或口号)及其阶级属性两大问题。关于天地会的宗旨或口号，荣孟源、来新夏、戴逸、袁定中、胡珠生以及赫治清等人认为是“反清复明”。秦宝琦、刘美珍等人认为不能用“反清复明”口号作为天地会的宗旨，天地会众的“结会目的多为了遇事相助，免人欺凌”71。关于天地会的阶级属性，荣孟源认为，天地会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游民等各阶层人士72。戴逸认为，我国南方由于“经济发展较高，城市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市民特别是其中平民阶层的力量较雄厚，所以出现了一个适应市民要求的天地会组织”73。另一种意见以魏建猷、邵循生等为代表，魏建猷认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后来也反帝)的原始形式的农民组织，严重的流寇思想和盗匪行径是其落后性的表现74。邵循正认为，天地会性质与白莲教等传统的秘密结社一样，“仍然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因此它并不具有崭新的性质”75。袁定中既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古已有之”，也不同意把天地会说成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色彩的革命组织”。他认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它是清初中国社会里的种族矛盾的产物。“反清复明”是它的思想基础，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它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76。秦宝琦、刘美珍则认为，“天地会组织最初乃是闽广一带世代以肩挑负贩为主的苦力劳动者的自卫反暴的秘密结社”77。

关于哥老会源流。解放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创立于乾隆年间而大盛于同治年间78，一说是成立于太平天国末期，由李秀成等遣洪门兄弟潜入湘军而创立79。除此之外。有人认为哥老会就是四川的“咽噜会”解放后有人提出哥老会是明朝万历年间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是河南矿徒的组织，当正名为“角脑”80。而有人认为“由天地会而仁义会而江湖会到哥老会，这就是它的源流”81。

清代农民战争的研究目前也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是论著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对清代农民起义的作用还分析的不够深入和具体;另一方面，对各次农民起义的特点研究得不够深入，缺乏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八、清朝对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