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坊市，聚货之地，若物无臬处，即弊生其中。宜委度支、盐铁使，于上都任商人纳榷，籴诸道盐〔监〕，即免物价钱于外州，仍委所司条流闻奏。其公私便换钱物，先已禁断，宜委京兆府及御史台切加访察。中央政府意图使商人将在诸道买盐的钱直接于京城“纳榷”，以便不使“物价钱”流于外州，内中似乎已有通过榷盐异地折博的意向。此点在陈、杨合著《唐代盐政》一书中已有论及。但笔者认为，赦文所说“籴诸道盐者”办法尚不甚明确，且其中即使有折博意向也只是“委所司条流闻奏”而尚未付诸实施。从诏中的情形看，除度支、盐铁、户部三司之外的所谓“公私便换钱物”不仅依然有之，且对实行此计划不无障碍。可以想见，当时在那些公私便换屡禁而屡不止的情况下，商人能够从其它途径获取便利，便不一定要通过政府。而且政府如对商人没有特殊的约束(如不取得飞钱就不能贩盐)，或者给商人的优惠条件不能超过民间便换(包括条件虽优、却由于种种原因难于兑现)，其用飞钱折博茶盐的作法就未必能够成功，而这两点却正是唐后期中央政府所难于做到的。

不仅如此，由于异地折博一事并非像所想象的那样通过一纸文书即可解决，故如欲实行也会有不少困难。根据近年学者对钞引制的研究，宋代钞盐的销售，要经过发钞、支盐等数道程序，内中手续繁杂，限制严格。进行这样的销售，必须有中央与地方官府及各级专卖机构的密切配合。唐后期中央政府统治日趋衰落。中央、地方各自为政，中央不能约束地方;即连专卖组织内部也竞相渔利，不听调遣。在这种情况下，仅从唐朝廷自身的需要出发改变销盐办法，并通过建立健全整个经营体制来贯彻中央的意图，显然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一作法有益于增加中央的货币储备，而无助于改善地方的货币流通以及增加专卖机构内部的收入，故一旦实施，很难想象会得到他们的支持而有所成功。

正因为如此，唐后期政府将飞钱用于折博的可能性很小。而事实上，我们不仅未能发现这样的实例，某些史料还可以促使我们得出相反的结论。《唐会要》卷58《度支使》的这条材料便说到：

咸通八年(867)十月，户部判度支崔彦召奏：“当司应收管江淮诸道州府今年已前两税榷酒诸色属省钱，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自南蛮用兵以来，置供军使。当司在诸州府场院钱，犹有商人便换。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当司支用不充。乞下诸道州府场、监、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不得托称占留。”从之。这一奏章述及了懿宗咸通中对南诏用兵以来，官府对于商人的便换不能兑现，从而使商人产生疑虑，不愿再到三司飞钱的情况。其中明确说到商人“赍省司便换文牒”请领的，是“当司在诸州府场院钱”而不是盐茶，否则，何来“供军使指挥占留”与“当司支用不充”之说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奏章所涉及的地点是“江准诸道州府(场、监、院)，”这说明即使到了唐朝晚期，在中央政府实行盐茶专卖制的广大区域及专卖机构内部，飞钱行使的基本作用仍是有类今之“汇兑”，是单纯的货币绢帛等“轻货”的异地取兑，它作为领取盐茶凭据显然是证据不足的。

二

飞钱在唐代一般地并不作为交引或盐钞来使用，这说明作为钞引制主要特征之一的折博在飞钱体现尚不明显。而由于专卖制实行中的一些原因，唐代实行钞引制的时机尚不成熟。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说与钞引制最有关的折博在唐代就完全不存在。相反，唐代确有已行折博的行例，此点在陈、杨合著中业已指出。笔者与之观点不尽相同的，只是认为唐朝的折博未必已与异地兑换的飞钱相结合。其实两者不妨分开而论，就会发现折博不仅有其自身产生的原因，也有它在唐五代独立发展的长期过程。而揭示这一点，正是了解飞钱何以最终转为引钞的关键。

折博，严格地说是一种专卖手段而非制度，它与飞钱同样来自于专卖制的实行，但两者的产生又体现了不同的意义。我们知道，食盐(也包括茶)在专卖事业中首先是被作为商品投入市场的，但这并不是它所具有的唯一属性。唐代安史之乱后，唐朝廷急于用兵，对于绢帛等“轻货”的需求，已甚于以往任何时期。而在租庸调制完全瘫痪的情况下，实行盐专卖制便不仅成为政府取得赋税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它转换征集所需物资，实行所谓“均输”的资本。因此，盐专卖法曾被称为“均输法”，而食盐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政府手中持有的货币。它在政府与民间的交易中，起着某种支付与补偿的作用，折博，应当说就是食盐这一均输作用--某些时候甚至是货币作用的体现和发展。

本文上面曾经谈到，所谓折博，就是以政府手中的专卖品博取百姓手中的钱物，它并非完全平等的交易而往往是寓税于博。这种寓税于博的精神首先是在刘晏盐法中得到充分体现的。正如韩愈所说是“国家榷盐，粜与商人;商人纳榷，粜与百姓;则是天下百姓，无贫富贵贱皆已输钱于官，不必与国家交手付钱，然后为输钱于官矣。”国家通过商人税于百姓，同时也通过商人获取所需[①d]，这正是寓税于博，或者不妨说是折博精神根本之所在。事实上，刘晏在实行就场专卖的过程中确也运用过折博的方式。《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刘晏为了获取绢帛，解决军队的春服问题，便规定商人以绢代盐价，每匹绢可按照“加钱二百”的优惠价计算。这一政策，从商人角度讲，是所谓折纳;而从政府角度，便是以盐偿绢，是所谓“折博”。以后，这一作法就发展为建中年间汴东水陆运盐铁使包结许可商人以“漆器、瑇瑁、绫绮代盐价”、“广虚数以罔上”的折博轻货之制。[②d]此外据知西北边境唐中期以后尚有以盐籴粮的规定，如《唐会要》卷88《盐铁》所载：

长庆元年(821)，三月敕，马池每年粜盐收博榷米，以一十五石为定额。此敕表明，长庆元年以前，马池所在的朔方一带，早已实行了商人以米纳榷，而产地折博以盐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唐朝西北边境早有和籴之制，据《全唐文》卷473陆贽《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称，贞元中就有“势要近亲、羁游之士，或托附边将，或依倚职司，委贱籴于军城，取高价于京邑”的情况。状中还说到每当和籴之时，有司“多支絺紵充值，穷边寒沍，不任衣裘;绝野萧条，无所货鬻”以及因“经费无余”影响和籴的现象。所以以盐籴米，想来正是原来作法的改良，也是折博方式与和籴制的结合。如此，我们便不难找到北宋使商人“入中刍粟于沿边”的交引制的一个渊源了。

另外，由于上述德宗时包结等允许商人用绢帛及其他轻货向官府购买食盐，“虽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且此后盐铁使在上报盐利时也以虚代实。造成了盐价的高涨及食盐虚估(官定盐价，以绢帛虚估折算)和实估(市场盐价，以绢帛实钱计算)的巨大差异，由此在官私交易中，以盐或盐利虚估折偿折付的情况便会愈来愈多。《旧唐书》卷145《陆长源传》载德宗贞元中宣武留后陆长源主持节度使董晋丧事，“旧制，使长@(11)，放散布帛于三军制服。至是，人请服，长源初固不允，军人求之不已，长源等议给其布直;叔度高其盐价而贱为布直，每人不过得盐三二斤，军情大变。”这是以盐价虚估折布实值，从而上下其手，直付以盐的实例。又德宗时的宫市，也由宦官“以盐估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值”。[③d]元稹《为河南府百姓诉车状》也称度支付河南府应供行营般粮草与脚价，是以“盐利虚估匹段”折给。[④d]此虽均非直偿以盐，却都是通过盐利虚估为本位折算物价的情况。盐利虚估在唐后期长期存在，而盐的支付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它的性质因而有类同货币之处，应当也是勿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