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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

论文摘要：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史学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关键词：支那史;东洋史;新史学;爱国主义

近代中国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季教育改革的产物，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清末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现，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都有深远的影响。因这些支那史、东洋史著作只是作为国内学堂教科之用，所以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本文拟对清末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引进、出版、流传以及影响，作一粗略的考察，希望能有助于这方面的探讨。

一

1902年和1904年清政府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根据新学制，小学教育(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为9年，中学教育为5年，总共14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设置有历史课程：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旨在“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另外，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中亦设有“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1]。1905年清政府又废科举，广设学校。这样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向来就十分重视历史教育，有良好的搜集、整理、保存史料的传统，史书之多真可谓汗牛充栋。在中国传统社会，蒙童教材如《三字经》、《千文字》、《十七史蒙求》、《纲鉴易知录》等，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价值，但这些历史知识往往零乱分散，难以形成对中国历史的通体把握，更不要说能否认识到古今兴亡盛衰之理了。普通知识分子受科举制度之影响，都埋头于经书的研读，无暇顾及历史知识的获取。张元济回忆自己青年时受教育的经过，有段话很能说明我国传统历史教育的状况，他说：

吾辈胜衣就传识字数月，即取所谓十三经者读之，但求背诵不尚讲解，且在童稚之年，既与讲解，亦不克领悟也。读十三经未竟，为之师者，见其稍知字义，又责学为八股试帖诸物，未尝以他书授也。吾犹忆十三四岁时，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视世间事相去不知几千万里。偶得《纲鉴易知录》，读之乃知战国之后尚有谓曰秦、曰汉、曰三国、曰晋、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五代、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继又购得《御批通鉴辑览》、《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诸书，顾皆卷帙繁重，不能卒读。固由姿禀浅薄，抑亦其书之宜于浏览，而不宜于教科也。[2]

出现这种“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传统历史教材的落后，传统蒙童读物已经远远滞后于社会时代发展的步伐，显得“不宜教科”了。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居然说：“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3]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虽然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开始，但它的意义还在于“破”而不是“立”，在史学近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有限的。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竟找不到一种适宜本国史教科之用，出现这种尴尬局面足以表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还很不成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引进国外现成的历史教科书以解决国内教科之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所以《奏定学堂章程·学务纲要》列有“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的专门条目：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现订各学堂教科门目，其中有暂用外国科学书者，或名目间有难解，则酌为改易，仍注明本书名于下，俾便于依类采购，俟将来各科学书中国均有自编、有定本，撰有定名，再行更正。至现所撰录之外国各种科学书，及华人所译科学书，均由各教员临时斟酌采用，其与中国不相宜之字句，则节去之，务期讲习毫无流弊，仍拟另撰学科门目，释义用资考察。

“暂用”、“斟酌采用”、“仍拟另撰”这些字眼反映了清季人士的两难心态。一方面，客观现实决定了只能靠编译现成的国外教科书以缓解国内教科书危机;另一方面，主观上很难接受这种现状，尤其连本国史教科书也要靠外人来编写，这对当时知识分子刺激很大，所以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同时，国人就已经开始摸索如何自编历史教科书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生开始组织学社，出版刊物，翻译国外现成历史教科书，以供国内学堂教科之需。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有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应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20世纪初年中国译书界之活跃实属空前，除政法类书籍之外，很大部分是翻译和编译的国外教科书。因学堂对教科书需求量很大，出版教科书有利可图，国人蜂涌竞相翻译教科书，群谊译社批评时风说道：

浅尝之士每未能融会书意，涂乙一二联络词，卤莽卒事，甚者且竞骛牟谋，惟速是尚，不暇问于义之安否，驯致所译之书，格格不堪卒读，不惟不足以启吾国民，即远质诸已知和文者，亦未由索解矣。[4]

教科书翻译混乱无序，惟利是图，讲求快速，不求质量，且层次参差不齐，给当时刚起步的新式教育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益。学部之所以采取教科书审定制度，固然是出于控制思想意识方面的考虑，但对于教科书的无政府状态，采取审定制度，有它一定的合理性。

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曾被官方审定通过的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经笔者调查仅有5种。见表1：

表格 1：

书名原著者译者出版社首版年月备注

最近支那史河野通之、石村贞一振东室学社1898年秋用汉文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