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态学会于1991年提出了生态学认知(ecological understanding)观念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生物圈(SBI)"的创议，确定了全球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三个应优先研究的领域。(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序言"，第vi页)这些研究涉及近年来困扰着人们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环境史学在这些领域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从性质上说，生态环境问题涉及对自然资源如何占有、如何利用和如何分配的问题，而占有、利用和分配，总是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下发生和展开的。对这些方面的关注、反思和批评，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对于这类问题历来存在着相持不下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看法，但环境史学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既不能盲目乐观，更切忌破而不立。明确地说，环境史学不能只关注对各种环境问题的描述和渲染它们的严重性，散发对人类未来的悲观情绪甚至反发展的消极意识，偏重于从技术层面讨论问题，就环境论环境。而应该就环境问题而展开从技术到体制和文化的全方位的透视和多学科的研究，尤其要检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弘扬发展与环境双赢的积极态度，探索人类文明的创新与变革。今天，由于人类拥有了非常高的控制自然的能力，相比之下，人类控制自身的能力却弱得不成比例，恰如一个婴儿挥舞一把利刀。这是人类的危险之所在。而拯救的力量，在柯林武德看来，将来自历史学。柯林武德"特别强调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其中史学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可以方之于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教导人类控制自然力量，史学则有可能教导人类控制人类自身的行为"。(何兆武：《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历史的观念》译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为了承担这个使命，柯林武德强调，需要对史学进行重建。环境史正是新时代史学重建的具体体现。环境史研究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在新的时代对"人是什么"、"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等古老的哲学、科学和伦理命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做出思考与回答，以便人类认清自己在自然系统中的身份，更准确地找到自己的"生态位"，进而控制并重新规划自身的行为。由于现代中国史学曾经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的历史一度成为史学的唯一主题，我们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环境史研究，无疑是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