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那么，中国环境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应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以形成马克思主义环境史学派。
三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在对人地关系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上历经曲折。前40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人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中国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孟德斯鸠、黑格尔、拉采尔 、亨廷顿 等西方学者之思想的基础上，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进行反思，而且开始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注意人地关系的分析。(参见蓝勇编著：《中国历史地理学》，第21-31页)50年代受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学术界普遍将孟德斯鸠、黑格尔、普列汉诺夫 等关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观点，视作"地理环境决定论"，而予以彻底的否定。同时对三、四十年代以前有关人地关系的学术讨论进行了批判。此后直到80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大多讳言地理环境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避而不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近20年来，中国学术界在人地关系理论上有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以充分肯定和论述。(参见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还从很多方面探讨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譬如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影响、地理环境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和中国文化特点的影响、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历史大趋势变化的影响、环境变迁与中国北方农业经济区的衰退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迁南移、地理环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变化以及中国文化差异的影响等等。此外，一些学者已开始注意从人地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具体的历史事件和现象，研究历史时期的农业制度和区域历史等。
上注各种研究均取得可喜的成果。但它们在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大都局限于"自然"对"人"的单方面的作用，研究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对人类文明的制约和影响者居多，关注人类文明的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者却很少。这就难免落入恩格斯所批判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窠臼。
今天，我们倡导和推进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建设，不仅要继承中国历史研究中注重人地关系的悠久传统，而且要加以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的关键在于真正地发挥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辩证思想，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以此为指导，摒弃人定胜天或天人交相胜的传统观念，倡导天人互惠共生的当代意识，将地球上的各个系统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整体，尤其是要把人类看成是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核心，加强对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
由于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一定的思想观念指导的人类，是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自然的;而自然在不同方面受到人类影响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构成因素与自然环境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了统一的系统，即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系统，简称人与自然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人与自然互为主体和客体，它们的相互作用是错综复杂的，具体表现为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灾害、发展与资源、发展与环境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集中反映在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等问题上。因此，中国的环境史学科可以并且应该就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在人类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这一大的范畴内，从特定时空下的不同人群与周边环境的互动着手，对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加以具体的研究。这里，时间序列可以是阶段性的或时代性的，如采集、狩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等，或维多利亚时代、毛泽东时代、斯大林时代、1930年代等;(参见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侯文蕙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空间地域可以是区域性的、国家性的或地方性的，如地中海、东北亚、北欧等区域，英国、美国、中国等国家，淮河流域、泰晤士河流等地方;不同人群可以按职业或其他什么标准划分，如制造业阶层、渔民、牧民、农民、知识阶层、决策者和管理者等等。当然，具体的研究工作，还需要学者们结合各自现有的历史专业背景，选择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出发点和侧重点可以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要"百花齐放"，而不必强求一致，这也符合生物多样性的规律。
鉴于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建设任务，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十分严重，笔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内容应该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一方面，需要从比较的角度，加强对一些先行的发达国家所曾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借鉴他国在处理发展与环境问题上的有益经验。同时，需要加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实践与后果以及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的研究，以汲取以往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因违背自然规律而留下的种种教训。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历史时期各文明中的保护思想的研究，从古人那里汲取智慧，以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科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的作用。我们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利于环保的内容的研究。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环保"的说法，但我们的先人懂得欣赏并尊重大自然，因而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遗产，被视为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智慧源泉。这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发掘整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