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关于地理环境对人类及其社会之影响的解释，早在古典时代就开始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等人做了最初的阐述。近代以来，法国学者博丹提出了更为详备的地理史观，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参见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页)这一论断直接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有关理论的产生。孟氏从论证法律与气候和土壤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气候、地形、土壤等与国家政体、法律制度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既有合理的，也有荒谬的。(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上册，第227-303页)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明确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指出"地理的基础"与"各民族在世界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以全球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用，认为温带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黑格尔还把地形条件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大河大江流过的平原流域"以及"与大海相联接的海岸区域"这三类，认为它们分别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业民族的故乡和航海与商业民族的祖国。当然，"地理的基础"也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其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是被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

因此，正如瞿林东先生所分析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9页)瞿先生还从五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阐述做了总结，它们分别是：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特点;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地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第118-130页)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关系的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辩证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界(地理基础)的关系这个古老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说它是科学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说明了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纠正了唯心史观本末倒置的缺点，为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找到了可靠的基石。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的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指出：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1页)

在这儿，恩格斯不仅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的事实，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而且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了人对于自然界的巨大的能动力量。恩格斯的这种论点是非常重要的。他坚持了自然条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自然主义历史观划清了界限。同样，马克思在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时，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因而也成为坚持辩证法则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重视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17页)还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来加以说明。紧接着，他明确告诫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着眼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认识上的意义。"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了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18页)

20世纪晚期的环境史所反对的，正是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它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将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并将整个人类的历史置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明确地宣称"以研究历史上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为己任，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因而，环境史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取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原则的。不仅如此，笔者认为，环境史学能够真正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史观贯彻到底。一方面，环境史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关于历史主体的认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进程的推动力是有活力的人--个人、集团和阶级。因此，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注重的主要是人类这个"超自然"物种的政治史，漠视自然环境要素并把它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现在，环境史学家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17, no.3 (1993), p.18]环境史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自然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的要素。在环境史研究中，自然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自然从后台走上了前台。这样的历史观念，正是马克思关于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的思想的反映。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被生产者"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显然，环境史学对自然的认识和定位与马克思的思想相吻合。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诞生于对现代环境问题的反思之中，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各种环境问题构成了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提醒人类注意的自然界的"报复"。一个多世纪以来，不论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不断上演，且愈演愈烈。英国环境史学家克莱夫·庞廷探讨"绿色"层面的世界史，揭示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论证的正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的那种"报复"。(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王毅、张学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不过，恩格斯所阐述的思想和引证的材料并未进入庞廷的视野。这不只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西方环境史学的一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