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苏定方的史料相对不多，其中矛盾之处非细致检讨终难得其详。《资治通鉴》对此问题似亦存有疑问，即表现在该书回避此问题，对苏氏的生卒年一字未载(当然，此亦可能与该书的体例有关)。苏氏的生年，须从《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载，并援引其它史料仔细考证方可得其端倪。苏定方当是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死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享年68岁，而非76岁。

二、 苏定方生平考议

关于苏定方之死，看来也是一个谜。为什么如此，且看权威史籍的记载：

《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云：

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闻而伤惜，谓侍臣曰：‘苏定方于国有功，例合褒赠，卿等不言，遂使哀荣未及。兴言及此，不觉嗟悼。’遽下诏赠幽州都督，谥曰：莊。

《新唐书》卷111《苏定方传》云：

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责谓侍臣曰：‘定方于国有功，当褒赠，若等不言，何邪?’乃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谥曰：莊。

《新唐书》、《旧唐书》苏定方本传记载大同小异，足以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苏氏是怎么死的，侍臣为什么不向唐高宗报告。是不愿意报告，还是有难言之隐不予报告?这是问题的重心所在。另外，《旧唐书》苏定方本传赞曰：“邢国公神略翕传，雄谋勘定，辅平屯难，始终成业。疏封陟位，未畅茂典，盖缺如也”。很明显，到编撰《旧唐书》的后晋时代，有关苏定方的史料记载就很少，撰著者沿用唐国史中史臣的原话说明此情况。同样，为什么有关苏定方其人的记载那么少，是唐朝官方记载少，还是当时人为的不记载，抑或原来有记载，后来因故删除，这是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鉴于此，有必要对苏定方其人的生平作一考察，以便找出问题的突破口。

贞观三年(620)二月，苏定方作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的前锋战将，“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牙帐七里，虏乃觉之，颉利乘千里马先走。靖军至，虏众遂溃……，靖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14]唐军获得大胜。不久，颉利可汗被俘至长安。这是史载苏定方以唐军将领身份参与的首次作战。返回长安后，苏氏即升任左武侯中郎将(《新唐书》作左卫中郎将)。但是，从贞观四年(630)到永徽六年(655)，在长达二十六年时间内，再未见有关苏定方的任何记载。众所周知，此二十余年间，唐朝西灭高昌，东讨高句丽，与突厥、吐蕃、吐谷浑诸族的和战更是异常频繁，与苏定方年龄相当、辈份不差上下的将领如郑仁泰、薛仁贵等屡立战功，名显当时，而苏定方却二十余年间默默无闻。是有关他的资料丢失了?这种可能当然不可排除，但其机率似乎不大。那么，极可能另有其它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贞观四年五月，“御史大夫萧瑀劾奏李靖破颉利牙帐，御军无法，突厥珍物，掳掠俱尽，请付法司推科”，“持军无律，纵士大掠，散失奇宝。”故此，唐太宗召见李靖，责备有加，李靖本人“无所辩，顿首谢。”[15]可见，萧瑀所奏当是事实。那么，纵兵大掠的当事人是谁?苏定方是前军先锋，其所负责任当是重大的。以李靖当时的声望，加之唐太宗的信任，其本人并未受到任何处罚;但是，作为李靖的部下，其首当责任者，以贞观初年唐朝廷上下雷历风行的政情，其仕途受到影响当不难想象。笔者认为，此大概就是苏定方二十余年未著史册，不能参与此后历次征讨的主要原因。至于是否还有其它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尽管如此，苏定方却从李靖处学到许多阵法战术，并充分发挥于二十余年后的征战中，取得了叹为观止的战绩。

永徽六年二月，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埋没二十余年的苏定方被派往高句丽前线，随同营州都督、东夷都护程名振征讨高句丽。此次征讨是因此年初，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联合进攻新罗北境，攻取三十三城，新罗遣使向唐求救之缘故。唐朝派遣程、苏二将军出讨的同时，又使中郎将李德武、武骑尉韩仁楷率兵共同进伐[16]。无论如何，苏定方从此开始了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顾命大臣长孙无忌为中书令，又知门下省事，毫无疑问，苏定方的复出，当是与长孙氏或李勣有关。

苏定方此时任何种军职，《资治通鉴》卷199，《新唐书》卷111，《册府元龟》卷986均载其为“左卫中郎将”，但如上所述，贞观四年中，苏定方已是“左卫中郎将”。可见，此二十余年间，苏氏的官职竟未有任何改变。另外，《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载云：“贞观中，举明经，拜左屯卫仓曹参军。时苏定方为大将军，甚奇之，尽以用兵奇术授行俭”。以此，似乎苏氏贞观中已是左屯卫大将军。然而，现存《赠太尉裴公(行俭)神道碑》中并未提及苏定方，而只是说到房玄龄[17]。另外，据《程知节墓志铭》及《旧唐书》卷68《程知节传》载，贞观十七年至永徽六年，程知节为左屯卫大将军“多历年所”[18]。再者，据《资治通鉴》卷191及《新唐书》卷94《薛万均传》载，贞观九年七月，薛万均由左屯卫将军迁左屯卫大将军，直到其死(贞观十七年之前)。就是说，从贞观九年(635)到永徽六年，左屯卫大将军分别由薛万均、程知节二人担任，苏定方不可能在此期间担任此职。那么，贞观九年之前苏定方是否担任此职?因没有资料说明，难以作论，但即使如此，恐亦和事实不符。这是因为，裴行俭永淳元年(682)病死，享年64岁，其生年为618年;贞观九年，裴氏17岁，其为左屯卫仓曹参军，此与裴氏传记及墓志铭是相矛盾的。可见，《新唐书》、《旧唐书》裴氏本传有关苏定方官职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可能传记作者只是想说明裴氏兵法的传承关系，故未考虑到其它。苏定方并未担任过左屯卫大将军，其为右屯卫将军[19]亦在显庆二年(657);而永徽六年，裴行俭因反对立武昭仪为皇后，已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根本就不在唐都长安。

如上所述，永徽六年苏定方随营州都督、东夷都护程名振进讨高句丽，返回后拜右屯卫将军、临清县公。显庆元年，苏定方作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程知节的前军总管，进击西突厥;副大总管王文度坐矫诏当死，特除名，程知节亦坐逗留追贼不及，减死免官，苏定方独以功获唐高宗的嘉奖。次年，苏定方独当一面，任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任雅相、萧嗣业等将军征伐西突厥，唐军出奇制胜、以少胜多，最终擒获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由是修亭障，列蹊隧，定疆畛，问疾收胔，唐之州县极西海矣!”[20]苏定方因功拜左骁卫大将军、邢国公，别封其子苏庆节为武邑县公。接着，思结阙俟斤都曼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磐陀三国复叛，诏苏定方为安抚大使，俘获都曼，葱岭以西因此得以安定。苏氏以此迁左武卫大将军，加食邢州、巨鹿三百户。显庆五年(660)，唐廷任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十余万军兵征伐百济。唐军自山东半岛成山角渡海，并在新罗军的援助下，直捣百济首都泗沘城，百济王义慈及其王子等出降，苏定方随即率唐军及俘获的百济王等返回。

可以看出，从永徽六年到龙朔元年六年间，是苏定方一生中最荣光的时期。这表现为：其一，在征战过程中，苏定方将从李靖处学到的兵法战术，经此前数十年的默默探索，最终运用到实际的战斗中。“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即是最恰当的写照。这不仅使大唐的声威播及西北边隅和东方遐邦，奠定了盛唐广袤疆域的基础，同时，也为其本人赢得了极高的荣誉。数年间，苏氏从一个四品下的中郎将，成长为唐朝正三品的十六卫大将军之一。其二，苏氏获得了唐高宗近臣的靑睐，并与其保持相当的关系。永徽六年初，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等，以翊赞武昭仪为皇后之功，以庶族地主身份跻身于唐廷中枢，深得唐高宗及皇后武氏的信从。此前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遭到重创，李、许势力在永徽末，显庆乃至龙朔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没有直接资料证明苏定方与此两人私人关系如何亲密，但从以下旁证可清楚的看到这一点。显庆三年十一月，苏定方俘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至长安，经许敬宗的极力促成，实施太庙、昭陵献俘礼仪;苏定方在唐高宗和众文武百僚、外国君长使臣的啧啧赞叹声中，“戎服，操贺鲁献于乐悬之北”[21]，极尽荣光。五年初，苏定方跟随唐高宗巡幸并州，许敬宗、李义府亦随同东上，这对苏氏来说，增加了与许、李二人交往的机会。次年三月(此年二月已改元龙朔)，“上欲伐辽，于屯营教舞，召李义府、任雅相、许敬宗、许元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休阇、上官仪等，赴东都洛城门观乐。乐名‘一戎大定乐’，赐乐者杂彩有差”[22]。特别是在许敬宗编撰的《唐高宗实录》中，对苏定方的功勋作了大段的记载，所谓“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23]单就许敬宗在史书中，对苏定方功劳记载得相当多这一点，从反面亦可证明许、苏关系非同寻常。因为许敬宗的官场经历、人品、史德历来受到传统史家及正人君子的声讨责难，和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一般是不会受到这种待遇的。正因如此，苏定方其人身后的种种谜团产生了。对此，笔者下文将予论及，此不赘言。其三，此时苏定方的威名可以与唐自开国以来任何将领相媲美。上文业已谈及，显庆三年末，唐朝举行盛大的献俘仪式，苏定方荣光备至。五年正月、十一月，在东都洛阳又先后两次演出这种轰动京城、极具刺激效应的献俘仪式，苏氏仍是当然的主角。一年中两次得胜还朝，献俘都城，在唐朝历史上，似乎再没有另外任何人享受过这种体面和荣耀。

需要说明的是，在此之前，给事中刘仁轨因触犯权臣李义府，被左迁靑州刺史。唐军征讨百济，李义府“欲斥以罪”，令其督海运，结果，漕船覆没，刘氏以罪“白衣从军自效。”[24]就是说，当苏定方沉浸于胜利的欢乐之时，刘仁轨却正呑食着因权臣陷害而造成的恶果。七世纪六十年代末，从海外征战得胜返回的刘仁轨，他的举动，直接导致对在此之前某些人物的评价和身后荣辱。

从百济返回之后，形势的发展对苏定方并非十分有利。苏氏十一月返回洛阳，十二月即接到诏命，准备实施新的征伐计划。龙朔元年(661)四月，唐廷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诸胡兵凡三十五军，水陆分道并进”[25]，征伐高句丽。这次征伐前后经过八个多月，苏定方所率水军先破高句丽浿江防线，随后乘胜突破马邑山，进围平壤城。虽则如此，随后形势的发展却不尽人意。陆路唐军的进攻受到强力抵抗，气候及其它因素再次成为唐军进攻的羁绊。先是渊盖苏文遣其长子泉男生率精兵数万，固守鸭绿江防线，唐军被阻挡在江北;契苾何力到达之后，适天大寒，鸭绿江水瞬息结冰，唐军因此顺冰而过，鼓噪奋击，高句丽军大溃，泉男生仅以身免。次年一月，左骁卫将军白州刺史庞孝泰所率的另一路唐军，与渊盖苏文高句丽军大战于蛇水之上，唐军全军覆没，庞孝泰与其十三子全部战死。浿江道行军总管任雅相因病亦薨于军中，此种情况显然对唐军不利。苏定方军包围平壤城后，也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军中所带粮草已尽，此前唐高宗曾派新罗王子金仁问返回新罗，令新罗“举兵相应”[26]，同时敕令新罗输送平壤唐军军粮。但现实状况却令苏定方忧心冲冲，这就是苏氏让信使文泉传语新罗文武王时所说：“我受命，万里涉沧海而讨贼，舣舟海岸，既逾月矣。大王军士不至，粮草不继，其危殆甚矣。王其图之”[27]。此后，新罗军虽输运粮草抵达唐营，但进攻的最佳时机已不复存在。其次，唐军经数月激战，已经疲惫不堪，加之此年天气格外寒冷，平壤周围大雪持续不止。鉴于此，龙朔二年(662)二月初，唐高宗诏令班师。此次征伐，唐高宗起初曾想御驾亲征，后在武则天及众大臣的劝阻下，才未能成行。进讨未能成功，对唐朝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年，唐高宗“诏以方讨高丽、百济，河北之民，劳于征役，其封泰山、幸东都并停。”[28]这是苏定方复出后首次遇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