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中，江南地区蚕桑业发达，在养蚕、缫丝两个重要技术环节中，还出现了专业化的短工。太湖以南地区养蚕多，乾隆间有人说，“南方至蚕忙之月，……来佣工者成都市，即日用百余人，登时俱有。更有包箔者，每箔白蚁至老，佣价不过钱余。量力包数箔，各自经理。主人只是熟记养蚕之法，坐而提调。至于蚕多之家，佣工者甚众，即饭食亦是雇觅人做，女工岂能任此”⑨。这种情况明代即有。黄省曾《蚕经》中说：“养蚕之人，后高为善;以筐计，凡二十筐，佣金一两。看缫丝之人，南浔为善，以日计，每日佣金四分，一车六分。”不过养蚕工价，至清代提高了一倍多。

江南人既占有了较好的工作岗位，又得到了较充分的就业，这说明了竞争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上开始发挥作用。

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江南人亦难以全部包揽。如有人说，“百工技艺，吴人为众，而常苦不足”⑩，遂不得不引用外地人来填充。这些外来打工者多来自邻省及江浙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如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多句容人，染坊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⑾。又如双林镇的“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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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行在户部诸公书》，《皇明文衡》卷27。

② 道光《苏州府志》卷194。

③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94—95页。

④ 洪焕椿《明清史偶存》第537页。

⑤ 甘熙《白下琐言》。

⑥ 《续纂江宁府志》卷15拾补。

⑦ 光绪《海盐县志》卷8。

⑧ 光绪《光福志》卷1。

⑨ 杨屾：《豳风广义》。

⑩ 乾隆《吴县志》卷24。

⑾ 《濮院琐记》卷2。

坊工匠则来自安徽泾县”①。又如苏州的染坊，“除青坊工匠多来自近郊唯亭外，黑坊镇江人、红坊句容人居多，绸布印布坊则是绍兴人”②。尤其是一些技术要求不高的重体力劳动，即所谓“粗活”、“重活”，本籍人不愿干，更多由外地人担充。如苏州所谓“膂力凶悍之辈”的踹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民”③。油坊“杵油须壮有力者”，石门县石门镇的油坊，明代即已是“辄募旁邑民为佣”④。双林镇的油坊“博士人数逾百，尽是长兴及南京两处人”⑤。甚至农业生产的空缺，也有外地人前来填补。有些丝织业机户，脱离农业而移居城镇，其闲置土地多由附近地区的人来耕种。如濮院镇，“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⑥。

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导致了传统分散、个别的雇佣方式的改变，出现了短工市场。农村和城市均有。明末清初，浙江嘉兴府湖州府一带，农村短工是“主人握钱而呼于畔，奔走就役，什百为群”⑦。到清代中叶，至蚕忙之月，“来佣工者成都市，即日用百余人，登时俱有”⑧。这种雇工市场，在丝织业中尤为发达。如苏州，明代是“市民罔藉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飧计”⑨。到清代，无主工匠等待机户唤找，“黎明立桥头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延颈而望，如流民相聚，粥后散归”⑩。这种市场清代丝织业发达的市镇均有。如濮院镇，“太平巷，本福善寺，西去正道，阖镇织工拽工，每晨集此以待雇”⑾。他们“每早各向通衢分立，织工立于左，拽工立于右，来雇者一见了然，谓之巷工”⑿。在黄溪市，“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⒀。在丝织业集中的苏州，工匠立桥头待雇，“每桥有行头分遣，今织造府禁革，以其左右为利也”⒁。看来行头分遣要收取一定费用，如不是遭到禁革，劳动力交易的中介组织实是呼之欲出。

上述这些事实又体现了供求机制在开发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作用。特别可以指出的是，江南地区劳动力外流的很少，而外地流人的却很多，说明外地劳动力的流人可以通行无阻。同时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如双林镇在清代中叶，“土客总之，吾镇贸易之人，衣食于此者十居五焉”⒂。据李伯重教授估算，明末，江南城镇人口约为300万人，到清代中叶，约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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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民国《双林镇志》卷15。

② 罗仑主编：《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第468页。

③ 前引吴凤翚奏。

④ 康熙《嘉兴府志》卷15。

⑤ 民国《双林镇志》卷15。

⑥ 沈廷瑞《东畲杂记》。

⑦ 《杨园先生全集》卷7。

⑧ 杨屾前引书。

⑨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4。

⑩ 康熙《苏州府志》卷21。

⑾ 《濮川所闻记》卷2。

⑿ 《濮院琐记》卷1。

⒀ 道光《黄溪志》卷1。

⒁ 康熙《苏州府志》卷21。

⒂ 同治《双林记增纂》卷8。

720万人①。二百多年约增加了一倍多，说明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也是通行无阻。这种劳动力流动较高的自由度，表明劳动力市场得到发育。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