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历史的差异性，有时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连续性。如汉唐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后汉时已有长足进展，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由于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和六朝立国，进展更为显著，逮至安史之乱爆发，北方人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推动南方经济突飞猛进，加之黄河流域迭遭战祸，此时的长江流域几乎独力担当了李唐王朝的财赋供应。长江流域在建都北方的统一王朝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次，因而给人的感觉不免突然。实际上南北经济地位在汉唐的彼升此降，或者说汉唐间经济重心的南移，乃是南方经济由汉到唐长期的连续的渐进的结果。又如汉唐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占据优越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经历了形成、发展及衰亡的全过程，与之相应，是选举制度由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而科举制的演变过程。若以汉代的地方大姓与唐代的门阀士族相比，以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相比，二者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实际上二者间又是一个连续的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注：请参考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三、汉唐异同与朝代循环
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更迭、治乱往复、分合循环，从孟子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到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已成为一种历史常识。《史记·高祖本纪》末关于“(夏殷周)三王之道(忠、敬、文)若循环，周而复始”的论述，以及在古代文献中常被论及的“五德”、“三统”诸说，表明历史循环现象早已引起古代史学家的注意，并力图作出理论说明。近代中外学者对此问题亦有关注，且常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长期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杨联昇先生曾谈到，西方学者论中国史，常用“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一词，他们认为中国以往缺少进步、进化观念，常有今不如古之说，于是就助长了朝代循环的观念。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所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4章列有“王朝的循环”一节，探讨了中国人的朝代循环观念的表现及意义，认为这种观念“也存在某些积极的因素”。田昌五新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存在三次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复性”，因而“这三次大循环运动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注：杨联昇《国史诸朝兴覆刍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载《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近人探讨中国古代治乱循环的重要论著中，较早的有李四光《战国后中国内战的统计和治乱的周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3年。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第11章“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初版1949年)。晚近出版的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则是以控制论、系统论等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来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及周期性、稳定性，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第41页，110-126页，333-339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
马克思曾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17](p.8)这里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区别。比如要研究水的性质，由于自然状态下几乎不存在一滴“纯净”的水，故须通过提纯获得水的纯粹形态，并须有最少受干扰的特定实验环境，其实验过程及结果须经得起重复。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既不能提纯，已逝的历史又不可能重复，更不存在保证历史过程“以纯粹形态进行”、研究“不受干扰”并且皆可重复的实验环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循环”作为一种周期性的重复现象，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并借助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等思维利器，是有可能从中揭示、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特殊性的。
大一统的秦汉帝国体制，从建立、稳固到衰落，中经六朝动荡分裂，最后重归一统，形成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循环。本文就汉唐两朝异同的讨论，特别是关于汉唐相似性的考察，进一步确认了“朝代循环”现象的客观存在。汉唐历史进程中的相似性和重复性，在不少方面透露出秦汉隋唐间乃至整个帝制时代历史演进的特点及规律。上文谈到汉唐之前的秦隋，在结束长期分裂建立统一王朝后，均二世而亡，西汉建立后，亦经过高祖灭异姓诸侯王、景帝平同姓诸侯王之乱的严峻考验后才稳定下来。唐朝在高宗时亦遭遇皇后专权及武周代唐的考验。不徒秦汉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在开国皇帝之后的第二第三代皇帝统治时，大抵王朝建立后三四十年左右，会出现一次政治危机，或称之为“瓶颈危机”，[18](pp.96-97)这种现象与开国皇帝起于草野，熟悉民情，凭能力创建文治武功，臣下畏服，从而政策得宜，政治稳定，而继承者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不知庶民稼穑艰难，开国元勋或凋零或有异心，因而出现危机有关。历朝来自民间的皇帝如汉宣帝，经过激烈竞争而得帝位的皇帝如唐玄宗，往往能励精图治，亦可由之得到说明。又如汉唐两个国运久长的王朝，开国后即行轻赋缓刑之政，先出现治世，继出现盛世，旋盛极而衰，亦带有明显的规律性。汉唐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相似性，大抵都有某种普遍性原因(诸如秦以降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形式)存乎其中，其规律性应约略可寻。历史上的明君贤臣都注意以史为鉴，即藉以增强见微知著、鉴往知今的洞察力，以免重蹈覆辙。
汉唐历史的差异性和连续性，则生动表现了历史演进的辩证过程，表明相似性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相似性背后的差异性，不仅昭示着历史的螺旋式发展，而且还表现出类似历史条件下历史创造者的主观能动性，有助于启迪历史主体跳出不良循环的自觉性。
上引吕先生论著中谈到东周以降“统一之业”的进程加速，但其后出现的统一王朝如秦汉、西晋及隋唐内部，在民族、政治、思想意识形态诸方面，都同样蕴含着分裂因素，并且都一度出现相似的分裂之局。东汉的瓦解及天下三分，并不存在外族的入侵，主要是内部诸分裂因素作用的结果。西晋的灭亡与南北对峙，则与边境少数族的内迁不无关联。当汉、晋统一帝国崩溃之际，历史的走向包括政体形式，本来存在着多种选择，最后是统一的因素在选择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或者说导向性的作用，统一成为大势所趋。我们知道，这样一种历史趋向，代表着周秦以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方向，而汉唐的相似性及“朝代循环”，不仅体现了这一历史倾向，而且还为大一统体制的长期延存提供了历史范式和信念基础。其后虽历经动乱分裂，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成为中华民族一面具有永恒号召力和凝聚力的旗帜。从普通百姓到仁人志士，甚至入主中原的边境少数族君主，都以大一统作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生死以之，即使生当分裂之时，仍坚信分久必合，分裂不过是重新走向统一的过渡，陆放翁著称的临终《示儿》诗堪称代表。
同样缺乏巩固的经济基础的条件下，相对于世界历史上许多旋起旋仆的大帝国以及相应的文明中断，中国古代大一统局面的长期延存，构成世界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外学者都曾指出，东汉末年统一帝国的解体，城市的没落，商品货币经济的衰退，自耕小农处境的恶化，与罗马晚期、中世纪早期欧洲出现过的统一帝国瓦解、经济文化衰退极为相似。罗马帝国和东汉帝国的衰亡约略同时，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一直没有统一，及至今日，“欧洲所结成的安全共同市场，只有经济上的合作，并没有(政治上)统一的倾向……，是各显精彩的方式，而不是大一统的方式”(注：参杜维明《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概况》，《杜维明文集》第4卷第368页，武汉出版社2002年。此文最初发表于1988年，但所论欧洲格局，迄今并无根本性变化。)。但东汉灭亡三四百年后，中国又孕育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隋唐统一帝国，遂与欧洲中世纪历史路径迥异。本文所论汉唐异同，若能对于思考上述事关中西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转捩问题稍有助益，则不胜欣悦。
【参考文献】
[1] 章如愚.山堂考索[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 许兆昌.秦汉隋唐现象论略[J].社会科学战线，2000,(6).
[3] 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9]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10]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 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2] 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13]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