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总论”中指出：“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本文上节所论汉唐历史发展的相似性，主要是就西汉与唐前期相比较而言，唯比较汉唐衰亡的相似性时，才涉及到后汉与唐后期，显然与吕先生的立论不合。然则上文所论若非全无根据，吕先生所谓“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可能进一步加强了本文上节的论点。
吕先生所论有如下理据。其一是就民族关系而言：“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居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其二是就政权分合而言：“(后)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据地自专，终裂而为三国，唐有黄巢之起，而长安之号令，不出国门，终裂而为五代十国。”其三是就思想文化而言，文长不俱引，大意为：汉世儒法二家无论前期相争(指《盐铁论》中贤良文学主井田、御史大夫主均输管榷)，抑或新莽时相合(指王田而兼行五均六管)，均以治国安民为明确目标。至魏晋以后，佛道两家不思改造社会，唯务抑压本性以消极顺世，极而至于出世、弃世。作为这种思潮的反动，有唐之辟佛论和宋代攘斥佛道之理学兴，而理学以强抑人欲使合于古代伦纪，适与抑压本性以消极顺世之佛道同。
吕先生学尚通博，治史主进化史观，同时深受唯物史观影响。就上引“总论”所述，吕先生以西周东周之际为中国社会进化之一大界，前此为封建社会，后此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东周以降，政治上“统一之业”与经济上“资本之昌骈进”，而因我国疆域辽阔，上述进程难免出现曲折，社会出现剧烈动荡。于是因地方社会势力乘机纷然并起而有“州郡藩镇之祸”，此即吕先生所论后汉南北朝与隋唐五代相似点之二;复因大漠南北游牧民族乘机内侵而有北族入主中原之变，此即吕先生所论相似点之一。就社会固有组织之存在抑破亡而言，东周为一大界，而就当时“仁人志士”因应此变所提出的对策及效果而言，“新室与东汉之间实为古今一大界”，前此以社会可控制并积极改造社会，后此以社会无可控制而消极顺世乃至弃世，此即吕先生所论相似点之三。[13](前言pp.1-10，总论pp.1-5)
吕先生所论汉唐之异同，其结论可以商榷，但其长时段、广视野的方法却颇富启示性。我们在上节论汉唐之相似性，特别注意到汉唐所承之秦隋的相似性，而吕先生所论隋唐五代与西汉的差异性，则将视野上溯至隋以前的东汉魏晋南北朝。
如果说汉朝是将春秋战国及秦王朝时代所产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及民族诸要素熔冶为一的统一王朝，是那个时代显现的各种矛盾和趋向演变发展的最终结果，那么，唐朝则是杂糅魏晋南北朝及隋朝时代所产生的各种要素、矛盾及趋向的统一王朝。吕先生所论隋唐和前此的后汉魏晋南北朝之相似，正是揭示了隋唐对前此时代诸因素的继承和综合。上文中所论汉唐相似性，若从它们都对前一时代(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的综合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春秋战国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一样，汉与唐也不可能相同。实际上汉唐的差异性较之其相似性，应该更容易得到理解。
吕先生谓西汉与唐“了无似处”，是从民族关系立论：“先汉虽威加四夷，然夷狄之入居中国者绝鲜。”近代史家对国史进行分期，往往对民族问题特加措意。上世纪初，傅斯年谓“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因此不可“强合汉唐”为一。[14](pp.193-201)上世纪三十年代，雷海宗以淝水之战(383年)为界将中国历史分为两大周：第一大周为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大周为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佛教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注意到秦汉和隋唐之间经济文化中心的转变。长江流域由第一大周的附属地位，珠江流域六朝时才加入中国文化圈，到后一大周两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成为重要的区域。[15](pp.172-188)
如所周知，日本的京都历史学派和东京历史研究会派在中国古史分期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论争的焦点可以说就是如何看待汉唐的异同。东京派将秦汉至隋唐均视为古代(相当于奴隶社会)，汉唐并无本质差异，京都派则以汉代为古代，六朝隋唐为中世，汉与唐是时代性质迥异的统一帝国。京都派的开创者内藤湖南本于文化史观，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归结为文化的移动。分别将汉归于中国文化形成及自内向外扩展和暂时停止向外发展的上古和第一过渡期，将唐归于中国文化因外部种族觉醒而自外向内反馈的中世。[16](pp.11-12)不难看出，内藤氏根据文化史观对汉唐性质的把握，与上述吕氏、傅氏及雷氏根据民族关系对汉唐性质的把握，固不尽相同，却有密切的关联。
汉唐的异同问题，对于我国史学界古史分期诸说中的魏晋封建论，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魏晋隋唐已进入封建社会，诸说并无不同，但魏晋封建论认为魏晋才进入封建社会，则须首先回答汉代是何种性质的社会，所以魏晋封建论者或者其反对者，都要对汉代社会性质问题作出表态。几乎所有的魏晋封建论者，都是或者说都只能是汉代奴隶社会论者，其代表性学者何兹全先生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将春秋战国秦汉认定为古代(奴隶)社会。唐长孺先生亦主魏晋封建说，晚年所撰总结性著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开首有长篇绪论，副标题即为“汉代社会结构”，以论证“两汉时期特别是西汉，是奴隶生产制最盛的时代”，是一种“亚洲型的奴隶社会”。
汉唐时代性质乃至社会各方面的差异，是魏晋封建论和六朝隋唐中世说(京都派)的题中应有之义，此派必然要强调汉魏之际的变化和六朝隋唐间的联系(注：持魏晋封建说的美学史家李泽厚，就将两汉“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经学，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文的自觉”及充满生气的“盛唐之音”对比而论，见李氏《美的历程》第85-144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版。持六朝隋唐中世说的法国学者谢和耐，指出“汉代末年开始的时代以其某些表象与我们欧洲的中世纪颇为相似，它从一开始起就以国家的衰落、城市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解体为特征，……汉代和东晋南北朝时代之间的断裂也是很显著的，那末中国的中世纪却相反一直持续到隋和唐的‘贵族帝国’”。见谢氏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第143-14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西周、战国乃至秦汉封建说虽然更强调汉唐间的联系性，但也绝不否认汉唐间社会诸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这在二战以后国际学界质疑欧洲中心论和亚洲停滞论的风潮下，尤其如此。
从汉兴至唐亡，其间1100余年，无论如何，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不容置疑。即使在汉唐历史进程的相似性背后，也存在显著的差异。限于篇幅，下面略举其中彰明较著者数端，以概其余。
汉唐均为大一统帝国，但开国君臣出身不同，西汉起于草莽，所谓“布衣将相之局”，东汉来自诸生，所谓“功臣多向儒”。唐代统治集团则以主要来源于北朝胡族或胡化汉族的关陇集团为核心(同时兼容江南、关东士人)，其血液习尚胡汉糅杂，制度渊源多元，文化上更是兼收并蓄，广采博取。
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虽汉唐皆然，但唐代儒学注疏，其中《周易》、《尚书》、《春秋》等经典，均采用玄学化的南方经注，墨守汉儒传统的北方经注“皆置不取”，[9](pp.459-462)更重要的是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进，《二程遗书》卷18称“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抑扬之间，实批评唐“三纲不正”，“有夷狄之风”。
汉唐均为东亚强国，或曰世界帝国，但在民族融合和国际化程度上，二者的区别是明显的。汉代“夷狄之入居中国者鲜”，胡人大臣唯以金日磾一族最为知名，而日磾受武帝遗诏辅昭帝时，却以自己是“外国人”怯于应命。[5](p.2932,p.2962)隋唐承十六国民族大融合之后，如前所述，其皇室即有一半胡族血统，作为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亦多胡人之后。又隋唐门阀有“代北虏姓”一系。《新唐书》卷110为《诸夷蕃将传》，载唐代著名蕃将20余人，另外立传或附于他传的蕃将亦达数十人之众。
汉代西域终被凿空，但汉与西域诸国的交往仍以政治目的优先，交流主要限于物质层面，班固《两都赋》“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云云，[8](p.1370)旨在讥讽西汉不无狭隘，只有东汉才是王者无外的理想王国。实际上较之唐朝，两汉都相形见绌。关于唐朝长安的国际化，前人论述亦详(注：代表性论著请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唐作为一个外国人向往并云集聚居的世界帝国，不仅在于她的开放性，更在于她所具有的文明的优越性，这才是魅力所在：物质生活条件的丰饶，制度文化的先进，思想与宗教哲理的深邃与新颖，艺术的创造性，以及潮流、时尚的领先性(包括时装和发型的前卫)，另外还有外国人在唐生活的自由、发展及其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汉朝无法比拟的。
汉唐都是经济发展、繁荣富庶的统一王朝。我们注意到汉唐盛时虽然都是帑藏丰实，但充斥汉武太仓的是“陈陈相因”的粟，玄宗开元时的公私仓廪却是“稻米流脂粟流白”，汉唐首都的粮食供应都要依赖漕运，但汉代主要仰赖关东即黄河中下游，唐代特别是中后期主要仰赖东南八道即长江中下游，表明汉唐财政所凭借的经济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重心的移动。这就“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故而隋唐的繁荣和强盛程度远迈两汉(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
汉唐社会经济及其运行亦存在重大差异。汉唐时作为国家赋役基本对象的在籍小农数量都有逃籍的趋向，在汉表现为大量的流民，在唐表现为浮逃客户的增多，但小农脱籍后的去向、身份及生存环境，汉唐国家的相应对策及结果，却颇异其趣。这些问题，古史分期大讨论时为焦点所聚，故略而不论。又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唐不如汉，其发展的过程亦有差异，汉代商品货币经济最盛的时期当其治世和盛世，唐代却是进入中叶乱世以后(注：对此秦晖先生已有出色分析。参见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