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他发表《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主要讲两个问题：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如何评价封建主义的作用。对于前者，后有《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继续研究;对于后者，则有《谈封建主义二题》深入讨论。“二题”指古代封建主义和近代封建主义，“近代封建主义”是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有其独有特征。“广义政治经济学”是先生又一重要课题，他倡导研究“中国封建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有影响的学术动态。这也是以前资本主义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学者理论困惑的共识。

他主张“史无定法”，即可以根据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选择适用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还是国外新兴的各学派的方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中对此有重点论述。先生认为治经济史必须有历史学的修养和经济学的基础，他的《论历史主义》和《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其从理论到方法的阐释。他认为不能完全否定历史主义，而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结合则是肯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应当历史地看待经济学的发展，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他一再申述──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也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而不是推导历史的模式。这可视为他方法论的基点。

他在《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中，针对“冲击──反应”范式和“传统──现代”对立的理论，提出中国“内部能动因素”论，并予以实证考察。传统经济中的能动因素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他考察近代农业生产力，认为传统农业可以承担近代化的任务，但不否认其落后面一定程度地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他以科学的精神和谦逊的态度，在再版时指出对于近代人口与耕地“我的估算已落后了”而应“改用时贤新论”。在《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中，他分析利用手工业的功效及工业与小农经济的结合，指出可 能有一条立足本土、工农结合、土洋结合进而现代化的道路，但终败于以洋行、租界为背景的大口岸经济的道路。《论二元经济》从理论上探讨不发达经济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并加以实证分析。先生认为将传统农业的作用局限于为现代化产业提供廉价劳力不对，关键是低估了传统农业的剩余。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总认识，集中在《世潮·传统·近代化》短文中。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初，当人们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圈子里打转的时候， 先生已经着手研究市场问题了。1983年起，他发表了论明代、清代、近代市场的系列论文。他的《市场理论和市场史》分析马克思的分工产生市场的理论，提出历史上各种市场的出现多与分工无关。他还写了《试论交换经济史》，建构交换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式，提出──“交换先于生产，并几乎成为经济发展的导数”。这在经济学研究上是重大尝试，非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与坚实的史料基础与史学功力不可。他研究市场，从商路、商镇、商品运销转向人口、价格、货币量、商品量等变化入手，分析市场的周期性变化，并讨论其对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的影响。他的市场研究是以中国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为基点的。他注重流通的研究，认为仅仅从生产的视角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和中国现代化。于是，他用了很大力量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十六至十七世纪、十八至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进行系统考察，这可说是“实证研究”(positive research);另一方面是，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现代化研究理论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希图在理论上找出一条适应中国经济史学和现代化研究之路，这可以视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research)。这些研究， 集中体现为近年发表的《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十八和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市场》等系统成果，得出中国现代化肇端于十六世纪的明代“嘉(靖)万(历)说”。此说并非是他的发明，如傅衣凌先生就有过相同论点。但是，是先生将此说立论，并以坚实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分析展现于世人。《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是他最近的一篇论文，论述从传统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同时指出市场机制也有个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

先生治学十分强调专题研究，重视论文的撰着，“由小而精到大而博”。他主张行文精练不夹虚文，他的论文大多是掷地有声的精品。1985年先生曾出版《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的论文集，是1949至1983年论文的集萃。1996年出版的《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则是他1985至1995年论文的精选汇集，这部集子是为祝贺先生八秩华诞而出版的，更是他近十年来重要学术贡献的凝聚。

三

先生的研究，时代而言是从近代到明清，有生之年准备上溯宋代;内容来看是从生产、到流通、到市场;再到超出传统“经济”概念，对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思想文化进行系统考察。他认为经济发展因素有几个层面：文化传统(深层次、间接性的)、结构或制度(institution)、交换和流通、生产力水平。 仅有经济发展的“量”不行，必须带来制度变迁的“质”变才能呈现社会发展。

他说现代化的启动因素是思想解放和商业发展，引起不可逆转的制度变迁，然后才是工业化。欧洲先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继由商业革命导致工业革命。他提出的现代化因素始于十六世纪的“嘉万说”，依据是：经济方面，市场扩大，出现徽商、晋商、海商等八大商帮，出现工场手工业;同时，有赋役制的货币化和由丁入地、租佃制的定额化和永佃制、雇工的人身自由等不可逆变化。社会方面，这一时期乡绅权利的扩张包含着地方观念和知识价值化的内容;所谓宗族制“复兴”，实际是破除了平民不准立祠的禁例;连同士农工商地位的变化和突破礼制的奢侈之风，都是新兴因素。思想方面的变化并不与经济变化如影之随形。王守仁心学的兴起可视为儒学的进一步理性思考和突出自我价值，继之有泰州学派、东林学派、李贽等反传统、个人解放思潮和稍晚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启蒙思潮。文艺方面，明初印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而后期的《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在若干思想上也是超前的。但是，嘉万以来的现代化因素并未引起体制性的(constitutional)制度变迁，随即受到十八世纪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思想上众多“逆流”的压抑。十八世纪是清盛世，愈是盛世愈趋保守。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戊戌变法。

先生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有着许多重要论点。他引述熊彼特(J.A.Schumpeter)语“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说：“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即使是最一般的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也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时代或地区。”经济史研究不是只讲“纯经济的”现象，提出经济史学家应当有整个历史学修养，从自然条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诸方面，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变。经济学各学派总的方法不外模式法和因素分析法，经济史则不宜用模式法。历史上各时代的经济发展总会形成某种模式，但它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经济学日益模型化和数学化，主题狭隘，以至用公式“伪装精确的知识”(F.A.哈耶克)、“用时间变量来代替思考”(R.M.索洛，二人均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济史研究应以实证分析为主，应具体不宜抽象，不宜先立范畴，更不能用范畴“填充”历史。对历史研究来说，提出问题非常重要，而一般不宜假设。经典作家不轻言规律。他还有许多独到的论断，常常给人以习惯思维的冲击，如：“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未必 就是好的”，举出奴隶制的出现就是如此;再如，“萌芽不一定非成大树”，像资本主义萌芽就可能只是“萌芽”等等。

先生将方法分为三个层次：①世界观、历史观思维方法;②归纳、演绎等求证方法;③经济学、社会学等分析方法。在“史无定法”原则下，他提出捎糜谥泄??檬费芯康乃南钪饕?椒ǎ孩倬?眉屏垦Х椒ǎ?髦幸兑郧安皇视茫?蛭?糯?南撞蛔既贰⒓窃夭涣??鹊取2皇视ρ芯可??叵担??抑患?勘洳患?时洌?捎糜诩煅槎ㄐ苑治觯?灰私?⑿吕砺邸W苤?溆τ檬怯刑跫?囊彩怯芯窒薜模?ⅱ诜⒄咕?醚Х椒ǎㄑ芯壳贩⒋锕?遥?乇鹗强疾斐て谇魇瓶梢越杓??⒄咕?醚ё⒁獗冉涎芯糠ǎ?崾径???寐鄣染?捎茫?ⅱ矍?蚓?檬贩椒ǎㄇ?蚰谟肭?蚣淞秸哂ν?苯?校?械乩砺?central place theory) 提出经济发展由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扩散，可考察移民、贸易、交通等及核心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及城市与市镇研究，有利于展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历史趋势是从区域到一体化的整合)、④社会学方法(源于社会学的结构理论、行为和功能学说及人口、心态等成为经济学的内容。可借鉴社会学的整体思考、比较研究、社会底层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等)。他很欣赏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中、短时段的历史研究体系，惟其份量大，应分工进行。研究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采用不同的方法。重要的是该方法本身的实用性和对所研究问题、现有资料的适 用性。选用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没有一种万能的方法，而应集众家之长。

他认为不能把全部经济史建立在某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上，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经济史为经济学提供材料，拓宽视野。经济史研究一般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下的生产力的增长、一定的社会制度下 经济运行的效果作为考察的主线。现今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而部门史、专题史则有不足，有些经济部门的发展规律尚待探索，或如资源、技术、生态环境等史的研究尚多属新构。一部新的经济史，不是已有文献和著述的选择与综合，而应该在总体上和部分上，在资料、方法、观点上，都属新构，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

先生在治史方法上着意实证主义原则，他认为西方史学界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本体论上是受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集中针对的是历史事实的认识论。先生说也应当承认认识的相对性，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认识某些历史事实，但能不断地接近它。他认为西方史学迄今并未脱离实证主义，即使一部全部用经济分析构成的经济史著作，也首先要求检验资料和资料的正确性。但他也认为实证主义不作价值评判是其局限，历史研究应当有价值评判。不过经济史学的价值分析颇难，应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种方法。前者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其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考虑，即历史主义的原则;后者则应当用今天的价值观来分析历史事物或行为对当时的作用，还包括对后代及今人的影响或潜在效应。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引逻辑实证主义治史，要求从一般规律和所研问题的初始条件推导出演变的结果，此方法有许多局限性，结论往往是预言性的，并包含目的论和决定论倾向，是不可取的。

先生近年重视思想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从而对经济思想史颇为注重。他认为经济思想的产生是对当时经济制度的怀疑，纯粹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经济思想的怀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偏重文化范畴，与中国哲学史较紧密，要懂经济史和文化史才能研究。他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三大问题：义利──价值论、本末──生产论、轻重──流通论。西方经济学有局限，要总结中国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十分重要。

四

当年叱咤风云的爱国青年，如今已是八旬有余的老人了。不过，先生眼不花耳不背，常开会，还能爬山，每天依旧笔耕不止。我大致统计一下，发现他70岁(1987年)以后问世的成果不仅数量而且质量相当可观，占据其学术成就的重头，甚至可以说经济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大多集中于此。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做学问是不老人的，尤其是天性豁达、乐天知命的人。

实际上，先生一生坎坷，外经国家民族之忧，内怀悼亡丧子之痛，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孜孜以求者，惟有追求真理、献身报国。他视利禄声名如草芥，以日新又日新之自我创新为己任。他教书育人，桃李芬芳;勉励后学，无微不至;幸列师门，如沐春风。与一般先生不同的是他重视实践经验，学生“下海”他并不反对。他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属性情中人，乐观洞达。他好酒，自称“酒家”;喜美食，且中西南北菜系风格不拘一格，每每谈笑：“我吃菜和做学问都主张兼容并蓄。”

他常说：“学术研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各有其特点，才能互相补充、互相切磋。” 他把学术上的“发展论”，也身体力行于自己，主张“今胜昔”、更能“人胜己”。他多次与我谈及“长江后浪推前浪”，以后学之能为喜、以后学之得正己，这又何尝容易!其博大风范在《十六──十七世纪的中国市场》文中可见一斑：痛责自己曾回避十七世纪的“低谷”是“逃避”、是“可耻”，其律己之严，实在令人不能不衷心敬慕和感佩!与此相对，他待人却十分宽厚，认为考察学术不应以观点为据，即应当允许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存在。他谈学问，不爱批评别人，循循善诱，尤其观点上主张各讲各的，说可以谈认识但不必让人接受自己，更不要以己而非人。相形之下，若自以为是，明知自己错了但为了“面子”而死不承认;或更有甚者，不懂装懂或压制不同观点者，难道不该自愧吗?先生的科学精神、博大襟怀与谦逊态度，确实令任何与之有交往的人无不肃然起敬。他十分注意新的研究成果，并以之修正自己的观点，哪怕是“小人物”的研究。例如，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研究、他对清代亩产量的统计资料、他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是影响很大的;然而，先生并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表现出公开自我批评的勇智，甚至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们有幸仰慕先生风范，实为自己终身楷模。

1992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完成，先生已是七旬有五了。他回忆往事，不能自已，将其“干校”生活写照之《濯足偶谈》及《一锄集》删选成册，印赠“老友一哂”。所谓“濯足偶谈”是在干校劳动后每晚濯足、闲谈、偶尔笔记;“一锄”则典出“一锄明月种梅花”，是1946年3 月先生与洪达琳结婚时，其父寄赠牙章一枚之文，后此句置《一锄集》之首。《偶谈》不仅再现了那段艰辛而又难忘的岁月，也留下了他伉俪近半个世纪的深情，更是他国学底力文才心志的记录。他论诗，说唐诗炉火纯青，是诗的高峰;宋代政治派系斗争厉害，诗坛却互相尊重，这正是宋诗多样化的好处;宋诗题材广，风格多样格律自由，也可以说好处在于不那么炉火纯青，正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平实自由而奇峻纯青，不正是先生的写真吗?

借先生诗句：“亭外松犹白，山中叶未红，崎岖有鸟道，绝顶待攀登。”祝他健康长寿，不止攀登。

专着：

1、《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1月(有俄文缩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