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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承明教授的经济史探究
一
吴承明先生，1917年1月3日生于河北省滦县。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业律师;母亲是北洋女子师范毕业生。先生幼年读私塾，稍长，立志以科学救国。1932年考入北洋工学院预科，1934年入清华大学理学院学习化学。此后，感到习学经济更能振国济世，于是转入经济系。此时，日军侵华凶焰日炽，华亡危机在即，先生以一腔报国热血，加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队等组织，积极投身抗日救亡。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先生是北平爱国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36年秋天，他被迫离校，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继续学习。时值国难当头，平津危机加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先生参加由平津学生及医护人员组成的战地服务团随军服务;次年服务团解散，他到昆明西南联大复学。该校系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组成，这里名师荟萃，先生得以面聆陈寅恪、钱穆等史学大师之教诲，最使他难忘的是陈先生所授“佛典文学”。这里，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史功底。1940年毕业后，供职于重庆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兼任《新蜀报》主笔和《经济日报》编辑等职。
1943年冬，先生越洋赴美继续深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当时，美国经济学深受盛行的凯恩斯学说的影响，哥大则还保留着J.B.克拉克之遗风。先生学习成绩优秀，荣获“金钥匙”奖，并成为“Β·Ω·Γ”荣誉学会会员。1946年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与钢琴家洪达琳(后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结为伉俪。旋任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S.Kuznets，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助手并归国。此时， 库氏受聘任中国政府资源委员会顾问，吴先生为该委员会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
1947年初，先生任上海中央信托局信托处襄理，兼任上海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等，当年发表《中国国民所得和资本形成》论文并被译载。1949年他的《中国工业资本的估计和分析》被几种刊物转载。是年末，举家迁北京。先后任职于中央外资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处。1958年，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前身)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共同设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并兼任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到“文革”，研究室被解散，先生也被下放到辽宁盘锦、河北固安等地的“干校”。1973年底，才获返京。
1977年起，先生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先后担任该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0年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198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现任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中国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工商联特约顾问等。荣获国家颁发的社会科学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证书。
二
先生学贯中西，古今融通，早在作学生时就发表过中国土地问题的研究论文，归国后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及相关问题。四五十年代中心题目是国民所得和产业资本，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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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六七十年代以来，主要研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逾二百万字，由京、津、沪等地二十
多位学者历十五个春秋，至1993年全部出齐。从撰写体例、主要内容的规划，到执笔导论等重要部分的写作，再到统稿删改的大量工作，无不凝聚着先生的心力与精神。此着确可视为 中国经济史的里程碑，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关注，不仅先后获得多种学术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成果奖”、经济学专项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等)，而且中外刊物先后发表许多书评与介绍，另如英国麦克米仑公司决定出版英文译本。
八九十年代，先生重在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尤其对商业资本、市场和交换理论、广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史学方法论、中国现代化理论等方面着力甚多。其研究特色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之结合，研究核心点是中国的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他注意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与动态，并运用其中适应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在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的结合方面作出了典范。他的结合与运用是能动而理性的，突出于选择与修正。例如，先生有“计量经济学”的深厚功力，十几年前我读博士生时就上过先生这门课程。但 他认为研究中国经济史，明中叶以前不太适用计量方法，此后可以用，但资料必须可靠。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就是使用了系统论述与计量分析结合的方法，发表即有转载和英、日等文译本，后来他对其中一些资料又进行了修订。再如，近年来以D.C.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影响本国，先生认为其产权理论、交易成本、制度变迁等概念可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但应注意具体的研究对象与资料。
先生的研究重心是近代经济史，但他主张先作“专家”后当“博士”，即在专精基础上要贯通。八十年代初他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前资本主义部分和中国经济史部分主编，亲自撰写的“中国经济史”长辞条，是对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史的系统总结。他的历史观可以说是“发展论”，即历史包括经济史的发展可能曲折，也会有回潮，但总趋势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