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刺激口述者尽量地吐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甚至连口述者本人都未意识到的作用于口述者生活经历中最深层的价值体系，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摒弃了以往那种排斥一切主体意识、避免留下史学家个人印记的原则，而是主张史学家应该积极地参加到口述者的行列中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与他们一起交谈，因为只有通过交谈，才能使史学家真正地融入到口述者的感情世界中去，才能使史学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从而增进史学家与口述者之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口述史学方法的独到之处。至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音像技术只是为口述史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决不是口述史学发展的唯一条件。而且实际上，当代一些有成就的口述史学家并不是依靠录音、录像设备来提高自己的口述研究水平。例如，曾获普力策奖的美国口述史学家巴巴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就极力反对使用录音机进行采访，她认为用笔记录更有助于史学家从口述回忆中选择出重要的史料。

既然口述史料中主体意识的渗透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无可厚非的，那么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又是怎样判断口述史料的可信程度的呢?

首先，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除了考察口述者自我陈述的可靠程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口述者本人的心理过渡。对此，意大利口述史学家卢萨·帕塞里尼(Luisa Passerini)有过深切的体会。帕塞里尼自1976年至1981年曾在意大利的工业城市都灵采访过67位1922年以前出生的工人，他们大多数都是在30年代初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统治时期来到都灵的。他的采访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被访者的个人生活经历;二是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在个人生活经历的采访中，帕塞里尼发现：尽管复杂的日常生活是被访者进行口述回忆的原始材料，但被访者的自我陈述往往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状况，口述者所提供的口述史料实际上都是对个人真实经历的选择，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当时那种艰难和动荡时期的产物，而是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相对静止的现存状态中去”。例如：被访者中“大多数男人都试图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工作能力极强的人”，“而妇女和老人们则愿意把自己表现为当时社会中的一个叛逆”(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17页。)。帕塞里尼认为：那些经过选择的经历，尽管有时有背于历史事实，但却能反映出被访者的心理过渡，从而有助于史学家解释和说明被现实社会已经接受了的传统的价值体系，就此而言，它是真实可靠的。此外，英国当代口述史学家约翰·托什在评保罗·汤普逊(Paul Thompson)的《爱德华时代的人》时也曾指出：尽管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又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必然会在记忆中消失，但是从爱德华时代的人，到乔治时代的人，再到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的心理过渡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而不单纯是作为史学家与往事直接接触的障碍而存在(注：参见托什：《追踪历史：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新方向》，第178页。)。

其次，以重建大众历史意识为目的，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在验证不同口述者在反映同一历史事件方面的一致性程度以外，还要考察口述者在口述回忆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观的代表性范围。帕塞里尼认为：口述史料是否可靠，实际上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和分析是否能够代表特别是与其本人有血缘和政治联系的那些朋友或亲戚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大多数成员的文化态度和社会历史观。口述史料的代表范围越广泛，其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往往总是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所构成的社会集团中所共有的情感、愿望、利益、心态等因素所组成的历史意识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连的。帕塞里尼在采访30年代都灵工人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时，他发现：尽管当时法西斯的暴政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但以都灵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意大利民众并没有被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策所征服，他们在无法公开建立反法西斯组织、宣传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利用都灵工人阶级自己特有的文化形式，如歌曲、漫画、玩笑来发泄对法西斯主义的不满和仇恨。由此，帕塞里尼得出结论：人们的历史意识就像一个战场，在这里，互相竞争的思想体系和权威的正当与否并不是通过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的强弱来检验。法西斯政府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通民众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和心态(注：帕塞里尼：《大众记忆中的法西斯主义，都灵工人阶级的文化经历》，第72页。)。换句话说，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以占意大利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历史意识为前提的。可见，研究历史意识，特别是民众的历史意识，要比单纯考证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更有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发展趋势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

无论是早期西方口述史学家，还是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家，都对西方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以客观地“再现往事”为目的的西方口述史学的早期开拓者们，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二战以后西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二战以后，“交通运输业日益发达，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是通过电话和各种交通工具直接进行会谈，致使文献资料日益减少。……此外，由于查阅公共文献日益方便，国家领导人也不愿保存完整的记录”(注：坎曼：《往事历历在目：美国当代历史写作》，第392页。)。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学方法的确立和应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西方近代政治史料的不足。西方口述史学研究的发源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在搜集和整理近代政治史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最大的口述研究项目就是由该中心承担、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对历届美国总统的口述研究。内文斯首先完成了对罗斯福总统执政期间的采访资料的整理，并把它保存在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里。他的后继者路易斯·斯塔尔(Louis Starr)采访了与1952-1960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一定联系的人士，采访记录保存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中。此后，对历届卸任总统的口述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此外，由哥伦比亚口述研究中心整理出版的《口传史料汇编》，除了在国内受到美国的科研机构和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之外，还得到外国史学界人士的采用。前苏联学者西瓦切夫(H.B Cyvachev)编著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美国政治斗争》一书，就采用了《汇编》中的大量的口述材料。

第二，口述史学方法的确立和应用，还为各行各业历史的建立提供了搜集史料的有效手段，从而拓宽了西方历史学的研究领域。1951年博姆巴特(Owen Bombard)的口述研究以及1953年欧文斯(William Owens)对亨利·福特(Henry Ford)主持录制的有关德克萨斯石油工业发展状况的口述回忆，不仅为企业主“考察和熟悉自己企业的历史，特别是仔细地研究企业及其管理程序的发展过程”(注：侯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三十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第31页。)提供了帮助，而且也引起了其他学科对历史学，特别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关注。此后，各行各业都把口述史学方法视为建立本行业历史的有效手段，口述史从企业史、机构史的研究发展到农业、社会、保险、卫生保健、高等院校、报刊杂志、宗教团体、宇宙航空、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70年代美国出现的公共历史学派(Public History)中的应用历史学派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些以“再现往事”为目的的早期口述史学家们过多地关注于对口传史料的搜集与抢救，导致60年代以前的西方口述史学只是停留在史料学阶段，而作为一种治史方法，口述史学的内在潜力还未得到应有的开发。

70年代以后，西方当代口述史学家们从简单地确定人物、事件的存在形态，深入到探讨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本身的历史意识，特别是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群众的愿望、情感和心态等精神交往活动当作口述历史研究的主题，这一研究视角的变化，无论是在史学本体论上，还是在史学认识论方面，都对历史学的发展和史学观念的进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