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租佃关系与实物地租得到推广，特别在庶民地主的豪民中，租佃关系多有发展。如据(史记.酷吏传)曰：宁成获罪罢官之后，"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汉书.黄霸传)：黄霸"淮阳阳夏人也。以豪杰役使徙云陵"。颜师古注日："身为豪杰而役使乡里人也。"又<汉书。王莽传上)云："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师古注曰："分田，谓贫者无田，而取富人田耕种，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谓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侵欺之也。"当时除豪民、富商实行租佃制外，国家也实行过租佃制，如"假民公田"，即是例证①d。可见，至西汉中期以后，租佃关系已不能再说是"个别例外"的了，此为史界所公认。汉代的庶民地主，拥有土地后，除少部分自己经营，利用雇佣劳动和奴婢进行生产外，绝大多数是将土地出租给佃农耕种的。当时的租佃关系，称谓不一。有时统称"役使"，所谓"役使数千家"、"役属数百家"、"役使贫民";有时则称为"假"，所谓"假贫民"，即将土地"租赁’’给贫民耕种。不论是"役使"、"役属"，还是"假"、"租赁"，都反映了一定的隶属或依附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占有租地农民的剩余劳动，而实现地租。马克思说："不论地租有什么独特形式，它的一切类型有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②d就是说，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体现。当时的地租率或剥削量问题，据(汉书.食货志)引董仲舒之言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注引如淳曰："十税其五。’’师古曰："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也。，’说明地主与佃户"中分其产"是基本的剥削方式，剥削量是对半分成，而地租形态为征收实物。(三)直接生产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向广、深方向发展。武帝后，由于土地集中、"赋役繁数"、天灾人祸等原因，自耕农纷纷破产，流民问题相当严重。例如：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①e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比岁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尽还。"②e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③e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关东困极，人民流离。"④e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⑤e哀帝时，"……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⑥e此种情况累见史册，这使很多直接生产者"因无以为生"而转化为依附民。当时依附关系的形式，除了招纳"流亡"、"逋流"外，主要是役使"客"、"宾客"和"徒附"等，依附关系的发展显著加快。

二、庶民地主经济与贵族、官僚地主经济的异同

两汉时期，庶民地主经济与贵族、官僚地主经济相比较，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相同之处。这就是：(1)他们都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如："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干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无限，与民争利。"⑦e但由于种种原因，又"田无常主"，土地所有权处于运动、变化状态;(2)他们基本上都采用租佃制，征收实物地租。直接生产者不是被分予份地的农奴，而是租佃土地的依附农民;(3)他们都使用大批奴婢作为封建剥削的补充。如："王卓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①f张安世"家僮七百人。"②f马防兄弟"奴婢各干人以上"③f。刘康"奴婢至四百人"④f。这些庶民地主和官僚地主，均把奴隶制作为残存的经济形态保留着。农业、手工业诸部门使用大批奴婢生产，客观上恶化了农民的劳动条件，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经济的存在。但是，必须指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制经济，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也存在着不同之处，即在"共性"之外，有它的"个性"。

首先，拥有土地的来源与途径有别。庶民地主获得土地的正常秩序是靠经济手段、以资购买。他们没有政治地位，不享有特权，只能凭借经济实力，投入一定的货币财富而得到土地。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王卓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豪民所拥有的大量土地，所谓"膏田满野"、"田亩连于方国"。⑤f一般也是通过购买所得的。当时，土地所有权日渐深化。荀悦说：土地可以"买卖由己"。⑥f在土地买卖频繁的基础上，因而也就形成了地价。据(四川郸县犀埔出土的东汉残碑)：地价不等，每亩有二千钱、一千六百钱、一千钱、五百钱者。<居延汉简)中的地价，大约在每亩二千多到百钱之间。而(汉书。东方朔传)、<汉书.元后传)、(潜夫论.实边)等材料，则有亩价"一金"，即万钱的记录。这主要是因内郡、边郡及土质良恶乃至时序之差，影响到地价高低悬殊之故。当时不仅有核定地价的经验，而且土地买卖的双方，需共同订立"地券"或"契约"。事见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怀县王未卿买田铅券)、建宁四年(公元171年)(雒阳县孙成买田铅券>、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广武乡刘元台买地砖券)、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平阴县曹仲成买田铅券)、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河南县王当买田铅券)、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蒲阴县刘公砖地券)、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平阴县樊利家买田铅券)等①g。这些"地券"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民间进行土地买卖的情况。庶民地主买田也当如此。它要想获得土地，同样得依照土地时价进行购买，此当无疑。同时我们从中发现，其时的土地买卖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表现在：于土地买卖的过程中，一般都有双方的亲朋作"中间人"，买卖成交后，在"地券"中尚须写明买卖土地的时间、买卖双方的姓名、田亩方位、面积、地价、中间人以及其他共同商定的有关款项。双方各自有了这一土地所有权的主要证明，即"地券"之后，还要"过户"报官，以示卖主已将自己的土地(含田租)转移出去;使买主的土地获得法律保障等。通过买卖程序获得土地所有权，这既是土地商品化、资本化的标志，也是我们认识庶民地主经济特点的一个关键。因为庶民地主，只富不贵，他不可能享有各种特权、使用非经济手段，而只能靠自己的资财拥有土地。只要土地买卖按正常秩序得到了合法的承认，"田即为庶人所擅"②g。但贵族、官僚地主则不然。他们"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有条件"因其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①h。尽管他们之中不排斥有买卖土地的情况，但其土地来源，却主要是通过赏赐或凭借政治暴力强占。汉政权对贵族、官僚地主赐田的记载多有。如：武帝曾赏赐其姊"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②h。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赏赐给苏武"钱二百万，公田二顷"③h。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赐董贤二千余顷"④h。贵族、官僚地主直接使用政治暴力掠夺民田者也甚普遍。如：汉初，丞相萧何"强买民田宅数千万"。⑤h衡山王"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淮南王"王后萘、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⑥h。成帝"舅红阳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⑦h。东汉黄门常侍张让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并据州郡，一书出门，便获千金，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皆属让等。"⑧h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事例。这集中说明，贵族、官僚大地主的形成是同权势和暴力分不开的，明显地反映了权力、特权和土地的结合。他们可以无视"地价"和公平买卖的"契约"、"地券"。两汉的文献、考古资料中，没有或极少发现贵族、官僚购买土地的"地券"，不是偶然的。过去我们在讨论土地兼并的方式时，往往不太注意地主阶级中的阶层及前后时序差别，对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土地兼并方式，统论其以政治手段为主，抑或以经济手段为主，显然难于具体阐明地主制经济的这一性质特点。

再者，在分配上存在差异。庶民地主与佃户对半分成的地租收入，有个再分配的过程，即必须拿出一部分地租向国家上交"什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的田租(地税)。例如：一个地主拥有100顷的土地出租，假若亩产量以2石(小亩)计算，全年总产量是2石×10000亩=20000石。地租率为十税五，岁收租谷：

20000×5/10=10000石。又田租"三十税一"，除去20000×1/30=667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