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前代相比，景教在元代获得了更多的尊崇和特权。黄子刚《元代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集刊十六》)探讨了蒙古统治家族对宗教的态度和景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唐吉思《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家庭伦理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对蒙古族传统的“孝亲”观与佛教的“孝道”思想、传统的家庭夫妻伦理与佛教提倡的家庭夫妻伦理的关系等问题作了分析。熊文彬《从版画看西夏佛教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影响》(《中国藏学》第1、3期)认为，西夏在藏传佛教艺术向内地的传播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藏传佛教艺术随着藏传佛教不仅传到了西夏，而且在西夏生根、开花，在自己艺术的基础上融汉传和藏传佛教艺术于一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这一艺术对元代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邱树森《元代基督教消亡之谜》(《中国宗教》第3期)简单分析了了元代基督教消亡的原因。此外有哈宝玉《蒙元时期的穆斯林与伊斯兰教法》(《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马娟《试论伊斯兰教在蒙元时期的传播及其特点》(《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孙建平、朱汉民《蒙元帝王的儒释道观及其演化》(《船山学刊》第4期)及孙悟湖、孙庆章、蒋尉《元代宗教文化略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等。
四、考证
陈得芝《再论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的初期接触》(《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依据史料，对蒙古与吐蕃和吐蕃佛教初期接触的年代、事件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钱大昕的《元进士考》有很高的价值，但它是一部未得到钱氏最终认可的手稿，所收内容不很完备，也不完全可靠。沈仁国《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末四科进士续考》(《集刊十六》)对钱氏列出的至正末四科——至正十七年(1357)、二十年(1360)、二十三年(1363)、二十六年(1366)——进士加以甄别和考证，并补充了钱氏手稿中未及的元至正末四科进士。同氏(钱大昕(元进士考)中至正甲午科进士续考》(《学海》第2期)一文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列出的16名至正甲午(至正十四年(1354)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指出了其中的错误，又另考出该科进士17人。“黎兵万户府”是元政府在海南设置的最高军事机构。对于黎兵万户府的设立时间众说不一。王献军《元代“黎兵万户府”设立时间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至元三十年(1293年)和元统二年(1334年)说皆不能成立，黎兵万户府应成立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它与该年开始的征黎行动有关。而李勃《元代“黎兵万户府”始置年代考》(《贵州民族研究》第4期)则认为以上三说均不能成立，始置年代当在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之后，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之前。李克郁《宁濮郡王驸马长吉族属考》(《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以为，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翁吉刺惕德薛禅长子赤古的曾孙的说法，疑窦颇多。其实，宁濮郡王驸马长吉为白达勒达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之后裔。赵琦《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元蒙古贵族墓墓主考》(《中国史研究》第2期)根据出土文物和相关文献，指出河北省沽源县俗传是辽代萧太后“梳妆楼”的古代建筑，实际是一座蒙古贵族墓的墓上享堂。认为墓主不是普遍认为的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而是元末晋宁忠襄王阔儿吉思(阔里吉思)，并对其生平作了简单勾勒。江川《成吉思汗订亲完婚之地考释》(《蒙古学信息》第1期)根据有关史籍和地表历史遗存，认为成吉思汗订亲完婚地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二山间，系指今兴安盟巴仁哲里木、索伦间的科尔沁草原。郭永利《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族属辨正》(《丝绸之路》2003年S1期)指出，甘肃连城土司鲁氏家族是西北地区著名的土司家族之一。对其家谱中有关始祖的资料进行分析，可知其始祖脱欢不是元宗室安定王脱欢，而是久居西北地区的蒙元旧吏，其子巩卜世杰时率众归附并授土官职，族属是蒙古族等。元代中后期的诗、画大家倪瓒的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一直是困扰文化史、美术史研究者的重要课题。王濒、李晓娟《倪瓒生卒时间及晚年行踪考辨》(《东南文化》第9期)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考察指出，倪瓒生于大德十年，卒于洪武十二年，享年74岁;进入明朝后，他依然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死于江阴，而非他的出生地无锡;明太祖的专制政策导致繁盛的浙西文化全面衰落。宫天挺是元代中后期一位重要的杂剧作家。刘宏英《宫天挺生平事迹考》(《殷都学刊》第1期)对其生平进行了一些考证。张体云《仁山丛考》(《怀化学院学报》第1期)对仁山诗文稿版本流传、著录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许永璋《伊本·白图泰访华若干问题探讨》(《黄河科技大学学报》第2期)对伊本。白图泰的访华时间和行程及是否到过北京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薄音湖《买的里八刺与脱古思帖木儿》(《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通过考证，指出北元——蒙古第二位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应为爱猷识理达腊之子买的里八刺。元代著名学者李治的名字是“治”还是“冶”，历来有不同看法。杜宏权、赵平分《李治李冶辨》(《哈尔滨学院学报》第5期)认为，其原名为“治”，后因种种原因又名“冶”。《元史》在历代正史中编纂最为草率，错误俯拾皆是。虽经专家整理，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但遗漏未校的错误仍有不少。张帆《读〈元典章〉校〈元史〉》(《文史》第3辑)一文，通过对读元刻本《元典章》中一些与《元史》纪、志记载有关的条文，校出校点本《元史》的错误十七条。对元代官员乘驿制度、封赠制度、亲属相盗量刑问题等，也都有所考辨。元代在同一时期内，有相同名称的路、州、县分属不同行省。《元史》中也有一些错误，往往把府、州混写在路中，而有的地方又把路降在州中。吴冬梅《元代同名路、府、州、县考——兼考〈元史〉所载有误路、府、州、县》(《云南师大学报》第5期)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考证。此外有蔡美彪《洛阳市出土元代防奸令牌诠释》(《考古》第9期)，任崇岳、薛顺兴《陈友谅身世考辨》(《中州学刊》第4期)，郭声波《(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作者及版本考》(《暨南史学》第二辑)，王梅堂《廉阿年八哈考述》(《西域研究》第4期)，王彬《慈恩寺与沙刺市》(《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2期)
五、人物及家族研究
赵琦《蒙元初期的行省丞相胡天禄及其结交的文士》(《集刊十六》)对胡天禄的出身、仕宦、交游等情况作了说明。蓝武《论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的文化素养及其文治》(《集刊十六》)认为，受害于党争的贬居生活客观上对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文化素养的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对他执政之初推行“文治”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晓《耶律希逸生平杂考》(《暨南史学》第二辑)对耶律楚材之孙、耶律铸之子耶律希逸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内容涉及耶律希逸的字与别号、家庭婚姻、仕宦与交游、传世诗歌与友人赠答等四个方面。张泽洪《元代回族诗人萨都刺与道教》(《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通过对萨都刺《雁门集》中数十首涉道诗的分析，论述了萨都刺与道门人士的交游情况。王素敏《乱世草原英雄本色——〈蒙古秘史〉札木合形象的重新定位》(《阴山学刊》第2期)认为，札木合既不是代表平民利益的“蒙古人民领袖”，也不是“阴谋家、野心家”和“喜新厌旧、反复无常的小人”，而是一位有着超人的军事头脑和常人的性格缺陷的失败了的英雄。林海萍《元代畏兀儿航海家亦黑迷夫二三事》(《喀什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就亦黑迷失卒年、五次出海、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阐述。相关研究还有靳玲《成吉思汗用人政策探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等。
孟楠《略论元代的察罕及其家族》(《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察罕是蒙古早期归附蒙古政权的西夏人之一，他以及他的家族在蒙元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期与蒙古族、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相互交流、通婚，最终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马娟《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刺家族为例》(《回族研究》第3期)考察了乌伯都刺家族的仕宦经历、与汉人关系、家族婚姻等问题，并分析了该家族华化缓慢的原因。郭永利《试论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2期)指出，这个家族凭借成功的姻亲关系和积极汉化的政策，不仅使家族在五百多年得以长期地维系，而且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汉文化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汪古马氏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官僚家族，张沛之《元代中后期汪古马氏的社会关系网络——以马祖常为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从同乡、同年座主及门生后学、同僚等多层次探讨了马祖常的社会交往网络。
六、民族历史地理及对外关系
民族。清人钱大昕、屠寄、柯劭态均有元代西夏人物表，但受时代限制，收录元代西夏人物缺漏过半。汤开建《增订〈元代西夏人物表〉》(《暨南史学》第二辑)一文在前人基础上遍收各种材料予以增补，共收元代西夏人物有姓者400余人，各人物分名号、氏族、爵里、职官、事迹等栏，并注以资料出处，是研究元代民族史极有价值的工具。杨志玖(1915—2002)《元代回族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7月版)一书，从多方面对元代回回人进行了研究。全书共45万字，分七章：一、概说编，二、正名编，三、东来编，四、地位编，五、文化编，六、人物编，七、华化编。邱树森《元代的女真人》(《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论述了女真人在元代的发展状况。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族类辑述》(《集刊十六》)对原居葱岭以西的回回、哈剌鲁、阿儿浑、康里、钦察、阿速、斡罗斯、术忽、也里可温等西域族类分别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他们的活动轨迹。同氏《元代东迁中土的康里人》(《宁夏社会科学》第]期)对康里人的东迁过程、职业结构及在华分布、社会活动、宗教信仰和文化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述，并分析了他们对元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同氏《元代的回回乐器与乐曲》(《回族研究》第2期)，考述了元代东传的火不思、兴隆笙、七十二弦琵琶等阿拉伯——伊斯兰乐器，并论述了东来回回艺人在华的活动及回回乐曲的传播及影响。贾丛江《关于元朝内迁畏兀儿人的几个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探讨了内迁畏兀儿人的聚落和分布、内迁背景与原因等问题，指出各聚落的畏兀儿人不属于国家编户，即“皇帝民户”，而是属于亦都护领有的投下封户。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享有的权力，实际高于当时的国家编户。王献军《元代人居内地的藏族人》(《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从萨迦派僧人、噶玛噶举派僧人和世俗官吏三个方面对人居内地的藏族典型人物作了考察。此外有苏鲁格《蒙古与突厥》(《蒙古学信息》第3期)。
历史地理。陈庆江《元代云南通四川、湖广驿路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指出，元初数十年间，云南通四川、湖广的驿路经历了较大的变迁，最先发展的是由北境入川的建都道，继之开通的是从东北境入川的乌蒙道，再后新辟了出东境通湖广的普安道。三道并行，改变了云南以至西南地区的交通格局，有利于云南与中央政权及内地一些省区的联系和交往，并对明清云南与内地间的交通发展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王頲《元代的吴淞江治理及干流“改道”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指出，曾为太湖的主要泄水入海通道的今黄浦江支流吴淞江，当有元一代，曾经进行过规模相当、持续不断的“治理”。至元末的淀山湖工程、大德末的吴淞江工程以及泰定、至顺、至正中的工程，都不是“有效”的水利工程。当时的吴淞江河床包含今吴淞江南岸到虬江北岸间的整个区域。“虬江”亦是“旧江”，不过是由于河床垫高、水流分岔后的一股北去水道的遗迹而已。瞿大风《元代山西地区的行政区划》(《蒙古学信息》第4期)指出，元代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大体因袭金代建制。大蒙古国时期，山西地区还有一些因时设置的行政区划，后又不断省并改隶。元世祖前期，这些州县的变化改隶较为频繁。元世祖末期，这些州县的区划基本稳定下来，逐步形成元代河东山西的基本面貌。
对外关系。何天明《试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指出，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汗国的关系，在元朝与四大汗国交往中具有特殊性，和战并存是主要特点。何天明、舒顺华《试论元朝与钦察汗国的关系》(《蒙古学信息》第4期)论述了元朝与钦察汗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
元代高丽贡女制度是13—14世纪蒙元帝国与高丽王国之间一种持续达百年之久的固定惯例。喜蕾近两年发表了多篇与高丽贡女有关的论文。她的《高丽贡女与元代的社会文化变迁》(《集刊十六》)探讨了高丽贡女群体对元代的社会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喜蕾、特木尔巴格那《元代高丽贡女制度与其政治文化背景》(《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这种制度与蒙古族和高丽的政治文化背景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