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施琅与洪承畴。两者之不能相提并论，关键在时机不同，性质就不一样。洪承畴降清是在清朝入关之前的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崇德七年。当时的历史形势是，明清之间的松锦鏖战，以明朝失败告终，但其灭亡，尚未成为历史事实;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军度过低潮之后，取得节节胜利，跨入凯歌行进历程;清朝入关，比起明朝灭亡，更远在未定之天。洪承畴以蓟辽总督兵部尚书的重臣身份，出关援辽，失败被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最终选择降清，从小处着眼，是背叛了他自己前半生中孜孜追求、浴血奋斗的事业，不仅彻底否定了自己，也将数十年来所受的人生道德教育、基本生活准则置之脑后。从大处着眼，则使明清之间力量对比的天平陡然倾斜，而不是象有的论著或文章所说的那样洪承畴降清是一件小事，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大的影响[22]。
洪承畴降清，对明朝的重大打击，不仅表现在明朝失去一个有才干的封疆大吏[23]，而且暴露了明朝最高军事机密，将明朝与朝鲜方面联合抗清的秘密军事计划[24]透露给清朝。这一事件[25]，甚至有可能对朝鲜后来政局变动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先，清朝对此计划，略有耳闻，苦无确证。“清人每以汉船出入，疑我之相通，适中朝兵部尚书洪承畴降于沈中，备言我国事”[26]，洪承畴透露这个计划，使清朝掌握了朝鲜与明朝相通的确凿证据。在明清之际历史走向尚未明朗之时，朝鲜虽然已经臣服清朝，但仍有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宗室怀恩君李德仁、广州府尹权澺、知事李一元等仍然坚持秘密协助明朝抗清，而明朝上下，包括登莱巡抚曾化龙在内，直到崇祯十六年仍在努力推行这项计划[27]。巧合的是，曾化龙恰恰是洪承畴的儿女亲家，只是不知洪承畴已降清的事实。从“联鲜图奴，共奏肤功”到“招商联鲜”[28]，不仅是明朝为挽救危亡形势的一个具体措施，也体现了洪承畴、曾化龙、郑芝龙等福建文武世家大族对明清易代的具体影响。陈寅恪先生注意到曾化龙这个《明史》无传的人物绝非偶然。
值得一提的还有，洪承畴降清，对当时社会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也是短期内所难以消除的。对明朝釜底抽薪，当然使清朝如虎添翼。洪承畴降清更大的影响则在于助清消灭南明，从彻底粉碎隆武政权的中兴计划到与永历政权的数年较量，洪承畴始终处于明清易代斗争的峰尖浪顶。故钟翰师认为，洪氏参加的是对当时全国上升至首位的民族矛盾残酷而血腥的镇压斗争，是逆潮流而动。李光涛先生更认为“假若当时无承畴，则中国何至有清朝?不幸天生一洪承畴，更不幸即生于明清之际，无端使彼成为明朝的祸本，更无端使彼成就了一个大清帝国。”并认为松山之战，承畴失节降清，力屈所致，尚可原谅，“独是后来为保存他的禄位，不惜竭尽智能，反噬宗国” [29]，这才是他不可涤洗的耻辱。言辞固然激烈，但对洪承畴在清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的论述，是有坚实史料基础的，可信的。如果没有洪承畴心血耗尽的替清朝支撑危局，度过难关，单凭清朝八旗军队的金戈铁马，能否产生与后来历史进程一样的结果，且在两说。因此，所谓洪承畴降清对明对清都没有产生重大影响的说法，在史实上完全站不住脚。
施琅二次降清，对明郑势力造成重大打击[30]，直接影响到当时抗清复明的大局，这是不能为施琅讳言的。但是，施琅降清，无论是其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后果都不能与洪承畴相提并论。这既与施琅“行事微觉好胜”、“度量褊浅，恃功骄纵”[31]的个性特点有关，也与郑成功处理内部关系“用法严峻，果于诛杀”[32]的失误有关。无论如何，这一事件尚提不到直接关系明清易代的高度，也是具体问题应具体分析的。何况，施琅一生中最大的业绩是争取台湾。当他奉命出征时，是在清朝入关三十多年、明郑政权进入后期，郑经“已无复西征之意”，抗清复明目标消失，陷入“封建割据”[33]。清朝则不仅消灭了大陆上的南明政权，而且也基本平定三藩，人心向往和平安定，发展成为当时历史的主旋律。施琅的举动顺应了历史潮流，他在清朝的建树与洪承畴在清朝的作为，并非五十步效百步，两者不能同日而语。
关于施琅平台的历史功绩，史学界已有充分肯定。尤其是施琅平台后所上方略，实代表“洞悉海外形势”的东南沿海有识之士的观点。他认为台湾“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不仅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如果放弃台湾，“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并建议守台湾，固澎湖，“兼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还直斥顺康之际“封疆大臣，无经国远虑，矢志图贼，狃于目前苟安为计，尽迁五省边地，以避祸患，致贼势愈炽，而生民颠沛”。最有预见性的是“盖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第之为患有形，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测，当思杜渐”。他屡屡建议“审弊立规，以垂永久”，“设法画定互察良规”，“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而祸患无自而萌，疆圉永以宁谧”[34]。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施琅的有关海防思想，越发显得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但是这种思想没有成为清廷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也许又是影响清朝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件事。当清朝统治建立、巩固后，在治理海疆方面采取保守政策，人所共知，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后，清朝“基本上已具备控制台湾海峡的条件”，但是台湾的海防，在嘉庆朝以前，仅是水陆汛塘部署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则加重沿海要冲、港澳的防守，洋务运动以后，渐指为应付列强侵略所做的一切防御及相关工作，对海防的理解，迟至十九世纪以后才警醒，而清廷“以陆制海”的政策，更“凸显其海防政策的盲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海疆多为汉人所居，海战又为八旗所短，所以在将权利下放至沿海各省督、抚的同时，亦暗藏戒慎之心[35]。所以，施琅“天下东南大势在海而不在陆”的杰出思想不被重视，使清朝后来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当时看起来也许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和后果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能看得到，看得清楚。
二、关于施琅入旗问题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进京入旗。康熙八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议：“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诚，授为右都督，今已归入镶黄旗，应照例改为精奇尼哈番(满语jingkini hafan，汉译子爵)。但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请加伯衔。”从之[36]。了解施琅“归入镶黄旗”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对研究施琅的生平当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将降清明将编入八旗，这是清廷的一贯政策。
顺治二年十月，将降清的原明“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37]。编旗的方式则有两种。一是将各地降清的投诚官编入八旗下某一佐领中进行集中的管理。如正黄旗汉军头参领第二佐领，顺治三年编设，是“将淮安设诚官十员，随左梦庚投诚官五员，江宁投诚官一员，福建投诚官一员，瓜州投诚官一员及其随来壮丁编为一牛录”组成的[38]，这些投诚官分别是原镇守淮安、武昌、南京、福建、瓜州等处的明军将领。又如顺治二年编设的镶蓝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和第二参领的第四佐领，也是将“各地投诚官员”或“投诚官兵”编立而成。[39]另一种方式是将某部明军分散编入八旗不同的佐领中。如随左梦庚进京的投诚官兵就被分散编入八旗内十八个佐领之中，而在这十八个佐领中，可以确定完全由“随左梦庚投诚人员”或“官员”、“官兵”编立的完整佐领就有十二个，其他六个佐领分别由随左氏设诚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世职人员管理，二者结合，可以清楚地看出左氏所部的下落(参见附表一)。
大规模将降清明军明将编入八旗佐领，在清初有两次。第一次即顺治年间陆续编旗立佐领;第二次是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对原“汉三王”耿、尚、孔及续顺公沈志祥所属人员编旗立佐领。后者是将一直游离于绿营系统以外的独立藩军系统进行改编，或进京纳入八旗汉军或内务府三旗包衣佐领，或散处内地、边疆从事务农、当差，各地的绿营也有所变动。至此，清朝军制的改革过程基本完成。在这两次大规模编旗之间，尚有一些陆续编旗的事例。
与施琅入旗前后，尚有康熙六年承恩伯周全斌、遵义侯郑鸣俊及子缵成、慕恩伯郑缵绪及子修典等“皆召入京，归旗。”[40]当时，清朝部议将海上投诚官兵移住外省屯垦荒田。根据档案材料，武装押送投诚官兵前往山西、河南等地，是雷厉风行地执行的，这就不免令人疑惑，“清廷既然希望以招抚解决台湾郑氏集团的问题，那么，就应当善待已经归降的广大郑氏官兵，俾已降者安心，未降者动心”。但是，如果联系清廷对降清明将的一贯政策，猜疑之心既然不灭，所谓“善待”至多只能是官样文章。
这些被编入旗籍的降清将领们，不仅对旗主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甚至其日常行动、家居生活也受到八旗各级官员尤其是佐领的监督和控制，因此，明末以来飞扬跋扈、拥兵自重、干涉朝政、不听号令的武将们入旗之后，就象龙离于渊、鱼离于水一样再也“风尚”不起来了。如郑芝龙，因其长子郑成功率有清军奈何不得的强大武装在东南沿海抗清，具有重要的筹码作用，故受到严密监视。顺治九年，郑芝龙接到旨令：“尔投诚有功，勿轻出城行走……即往坟莹祭扫，亦必奏明乃去。”[41]可见郑芝龙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后以清、郑双方谈判失败被监禁，顺治十八年十月被族诛。
施琅“初以为水师提督，疑其贰，召入京，罢水师提督。”[42]虽被加以“伯爵”之衔， “名为内大臣而困苦不堪”[43]，入旗之初的施琅，“宦橐素薄”，致副室张氏“鬻簪珥，亲女红，以佐家，使公无入室忧。”[44]生活困苦尚是小事，更苦的是如康熙皇帝所说“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并轻尔者。”[45]这种轻视，实是漠视。任内大臣十三年中，施琅无所事事，故有大把时间“究经史”、“鉴古将略”[46]。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施琅千方百计寻找同盟军，与李光地拉关系，“使人致意云，君来，上问，将千万为渠留意。”[47]其实，施琅所面临的这种状况，在清初还不是最坏的。
境遇最坏的是被编入旗下受到严密监视乃至罗织罪名被杀掉的，著名者有三位。一是河南地方武装领袖李际遇;一是原明跋扈军阀、东平侯刘泽清;一是投降之际讨价还价、不安其位的总兵高进忠。
李际遇是明末与沈万登、刘洪起并称的河南三大“土寨豪首”之一，与李自成农民军及明朝官军都保持一定距离，在彼此攻杀中拥兵坐大。崇祯十七年，沈万登因与刘洪起火并而死，刘洪起也在次年清军南下汝宁时被杀[48]，惟李际遇“将所据一府二州十二县大小山寨千余，兵二十七万”[49]赍书降清，但又徘徊观望，引起清廷猜疑，顺治四年他与原明襄卫伯常应俊[50]、原明督师“闲散官”丁启睿以及手下一批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领以“坐与贼党王道士通谋”之罪，并兄弟及子俱伏诛。[51]
刘泽清通约谋反案，始终只有人证，没有确证，被视为一个疑案[52];乾隆钦定《明史》也说因恶其反复诛之。可以认为，刘泽清正是作为明末跋扈军阀的代表被清廷借故杀害的。
高进忠为故明总兵，顺治二年八月在降清之前要求“明降上谕，授为某官，是何品级”，这种“求加职衔，要索俸饷”的行为，严重触犯了清廷的忌讳，顺治四年六月以“隐藏兵器、潜带假辫”的罪名，与李际遇前后脚被杀[53]。
降清明将普遍的境遇是闲置。明末以来影响大较大的刘良佐、左梦庚、董学礼等，无出格举动，入旗后经或长或短的闲置，被自然淘汰，悄然消失于历史舞台。如刘良佐进京后，仅于顺治五年随谭泰征剿江西金声桓，任散秩大臣至死;左梦庚顺治六年曾随阿济格到大同与姜瓖叛兵作战，后即病死京城;而河南一霸董学礼则直到顺治十六年，在郑成功北伐达到高潮时才出任随征浙江总兵官，驻温州防剿，事后调往湖广参加围攻李来亨的西山之战，在招降王光兴、蒋尚膺等时出了最后一把力。
而对这些头面人物以下次一级的将领则放手任用，不仅可以领兵作战，而且往往得到较快、较为明显的升迁。如左梦庚部下总兵正蓝旗的李国英、镶蓝旗的卢光祖在顺治三年即随肃亲王豪格征战四川，李国英后仕至四川总督，是降清总兵中升擢最显的一位。又如曾擒弘光献俘的原黄得功下总兵田雄，投降一年后即被升为浙江提督，一直与张名振、张煌言及郑成功等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作战，因镇守海疆有功“故特授侯爵”，一直维持到乾隆年间，“定世袭侯号，曰顺义”[54]。很显然，清廷将跋扈、有威望、有影响的或不可靠的高级将领加以闲置，或借故杀害，彻底消灭，而起用一些二、三流的将领，这样做，不仅可以消弭隐患，而且可以促使降将竭力效命。今将《实录》、《清史列传》、《八旗通志》、《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等材料中所载的部分明朝降将分编八旗的情况列一简表(参见附表二)，很明显可以看出，降清的高级将领大都集中在正黄、镶黄、正白这上三旗内(包括内务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