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秉琦此时将陶寺文化定位于“方国”，是与他的学术体系初步形成、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有关。因为，他自1979年以来，一直认为陶寺文化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是国内其他同时期遗址所难于比拟的;即使后来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之后，他也一直认为陶寺文化的社会比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一个档次。所以，当他提出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将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红山文化后期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方国时代，从逻辑上讲是符合他当时的学术思想的。

但是，后来他于1994年1月写《<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和《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两篇短文时，又将陶寺文化的社会定位于古国时代。如：“山西襄汾陶寺相当武功(赵家来)，是迄今中原地区考古发现唯一较早近似社会分化已经达到国家(古国)规模的大遗址。”“次生型、中原，起点晚于前者。5000～4000年间，洪水期及治水事业为特征，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为其历史背景、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其他有关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浒西庄、赵家来等为代表(古国)。”《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是苏秉琦学术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他在此时将陶寺文化的社会从定位于方国而改定为古国，是与他一贯强调燕山南北地区的北方文化发展水平高于中原地区的思想有关;也与他此时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即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的观点有关。

苏秉琦对辽西地区社会发展早于中原地区的认识，是在辽西发现了红山文化后期“坛、庙、冢”等文化遗存之后、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产生的，并在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的研究中加深了认识。这种认识，也是他后来提出国家起源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并将北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秦帝国的发展过程作为中国国家起源发展模式原生型的学术思想基础。

三、苏秉琦对“方国”概念的运用及其在他学术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

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运用“方国”概念，是此时他学术思想的一个亮点，也是他学术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从学术发展史角度分析，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初学术界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成果。即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环境中产生的“方国”理论，为苏秉琦的学术体系、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三部曲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早在1985年10月13日苏秉琦论述《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从考古学角度提出“古国”概念时，其时间概念主要是指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至秦统一之前的燕文化时期。这之后，至1992年8月他一直把“古国”概念的时间下限定至秦统一之前。但他早就注意到在秦统一之前的古国阶段，其社会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如他在发表于《中国建设》1987年第9期上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一文中，提出了晋南陶寺文化时期(舜)的“中国”、夏商周时期的“中国”、秦统一的“中国”这样三个时期的“中国”概念。这表明他对陶寺文化时期与夏商周时期，明显分作两个社会发展阶段。对这两个社会发展阶段，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恰当地将他们区分开，确实是苏秉琦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然而，苏秉琦在《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中提出“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概念时，还提到“1985年在兴城座谈会正式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后来又进而论述了由‘原始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是中国各区系由氏族到国家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后来”是指的哪一篇论述呢?也许苏秉琦的一些论述还未发表。不过从已发表的苏秉琦的各种论述分析，《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一文，是现在所知苏秉琦首次运用“方国”概念。因为，他在1991年四五月间论述《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明确指出距今5000年前后古城、古国纷纷出现时，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将距今四五千年间、与距今二千多年至四千年间分作两个概念明确的时期，而是在阐述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文化传统组合与重组时，沿用以往的研究成果，将距今5000～4000年作为“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将夏商周时期作为“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将秦汉帝国作为“现实的中国”。这说明，如何用一个恰当的学术名词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的这个“古国”的发展阶段，是苏秉琦阐述由氏族到国家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环节。

恰在此时，即20世纪90年代初，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热潮中，提出了“方国文明”概念，这为苏秉琦建立他的学术体系创造了条件。

“方国”概念，在中国先秦史研究中、尤其是在商周史研究中，早已应用，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也早就提出。但在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应用“方国文明”概念以表明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特点，则始见于1991年。如佟柱臣在《考古》1991年第11期上发表的《中国夏商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试论》一文正式论述了“方国文明”一词，他指出：“方国为王畿以外之余国，夏朝、商朝均有方国”，并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方国。他对王国与方国的论述，于1991年10月12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提出：王国文明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亦有起源问题;方国文明赖王国文明以促进，王国文明赖方国文明而璀璨，这应是中国文明起源的特点;只有王国文明与方国文明结合在一起去探索，才能找到中国文明起源的实际②。

佟柱臣提出“方国文明”的概念，是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而言的，并指明了各方国文明都有各自的起源问题。而1991年11月27日至3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任式楠提出了新的“方国文明”的概念，他在论述良渚文化中、晚期遗存当已进入方国文明时代时指出：“《史记》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反映存在‘邦国’、‘方国’的史实。这种方国文明应是中国文明时代始创期的普遍形式。”③任式楠运用的“方国文明”概念，应是指夏商以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形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

佟柱臣与任式楠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对“方国文明”一词的运用，对苏秉琦的学术探索，应是具有启迪意义的，为解开他长期没有一个恰当的词语来区分距今5000年至秦统一之前这段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困惑，创造了条件。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这样一个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阶段三部曲的概念。

其实，石兴邦早就提出“方国”概念，并作为指称龙山时代社会发展状态的一个词语。如1983年，石兴邦提出：“我称夏以前的形成中的国家，即部落方国时代为前王朝时期。”④1988年，他再次提出龙山文化时期形成了许多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如中原地区的陶寺一东下冯文化、王湾类型文化、大寒一后冈类型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长江中游和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下王岗一青龙泉文化、季家湖一桂花树类型文化、尧家林一舵一上坪类型文化、岱子坪类型文化、山背文化、薛家岗文化等⑤。后来他一直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点是部落方国林立⑥。只不过石兴邦的这些极富开拓性的认识，没有及时引起苏秉琦的关注。

与佟柱臣运用的“方国文明”相对于夏商“王国文明”的概念不同，也与任式楠运用的“方国文明”指夏商之前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不同，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主要是指夏商周时期的这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如他指出：“由早期古国在4000年前发展为方国，在2000年前汇入了多源一统的中华帝国这一国家早期发展的‘三部曲’，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中国的国家发展道路，是我们要特别予以关注的课题。”并认为：“秦始皇所设诸郡，都是以各方国及方国内原有的小国为基础的。”这说明苏秉琦将“方国”一词赋予了全新的概念。

苏秉琦运用的“方国”概念，宏观上将它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一阶段的一个名词，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由古国阶段发展至方国阶段，由方国阶段发展至帝国阶段，方国阶段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微观上又将它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社会发展程度的称呼，如他以燕山地区为例，阐述“古国——方国——帝国”发展过程时指出：“……英金河沿岸的链条式石垒城堡带，就像汉代烽燧遗址一样，串连起来就起到了‘长城’的作用。城堡链以内是需要保卫的‘我方’，城堡链以外则是要抵御的‘敌方’。这个‘我方’绝不是单个城邦式的早期国家，而是凌驾于若干早期国家之上称霸一方的‘方国’，是曾盛极一时、能与夏王国为伍的大国。也许就是商人所说的‘燕亳’……召公带来了周王朝的文明因素，与当地‘燕毫’的土著文明社会结合的燕国文明——一种更成熟的方国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