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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上
所谓“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
这一地带，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说是“农牧交错带”。其经济形态自古以来时农时牧，不断发生变化。按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所记，匈奴是“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的典型游牧经济。既然战国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秦、赵、燕)边于匈奴。”则那时长城以北的地区已是游牧人活动的地区了。
司马迁的《匈奴列传》是综合了大量先秦时代有关北方长城地带的文献记载写成的，有整理和保存重要史料方面功不可没。但是，他和当时许多汉族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先秦文献中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戎狄，与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属于同一族群。从而造成了两个相互关连的历史误解：一、先秦的戎狄就是秦汉时的匈奴、东胡的前身，二、北方长城地带自古以来被游牧民族占居，后来才被中原农业居民向北方的拓展而逐步排挤到更北的地区。
这种观点不仅长期影响了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中国北方地区的考古研究也有很大影响。例如，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仍然声称：“分布在西周北部和西北部的各族是一些游牧部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时代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玁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1]上个世纪以来，中国北方地区不同于中原型式的青铜器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成为研究先秦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但由于这些青铜器和欧亚大草原上古代游牧人的青铜器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中外考古界都加强了北方长城地带早就是游牧地区的印象。以1997年由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印行的《大草原的骑马民族——中国北方的青铜器》图册为例，就把中国北方青铜器的分布图名之为“中国北方游牧民关系图”。[2]
其实，从日益积累的北方长城地带田野发掘资料出发，结合环境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先秦文献中的戎、狄，和战国才活跃在北方长城地带的东胡、匈奴并非同一族群。北方长城地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上是农业地带，它之变为游牧人往来驰骋的地带，是文化、生态环境、族群等变动的因素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复杂过程。在这种新认识下对先秦的原始文献(包括地下出土的文献)作重新分析，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印证。现择要列论如下：
一、 从最近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看“戎狄非胡”
认识北方长城地带先秦史的第一个关键问题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代，这个地区是否始终为同一族群所占居。
按司马迁的说法，“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则北方长城地带的居民是和中原的夏人有血缘关系的同一族群。这种观点究竟是汉代人出于大一统的流行观念而作的大胆想像，还是真有其事，这是须要今天科学研究的检验的。然而，司马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有很大的权威性，所以直到1997年在中国的《历史研究》上，居然还有一个既对考古资料没有实际了解，又不懂体质人类学常识的人，试图论证匈奴在文化和人种上都起源于中国中原的夏文化(二里头文化)。[3]这种谬论并没有严肃的学者会认真看待。
但是，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獫狁考》中基本是凭文献考出的结论：“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在宗周之季则曰獫狁。入春秋后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后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在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仍被多数人奉为信条。上引《中国通史》的说法实本诸王说。在考古学界，像田广金主张商代以来的所谓“鄂尔多斯青铜文化”遗存均属早期匈奴遗存。[4]靳枫毅坚持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东胡遗存。[5]其实都基于北方长城地带不同时代的遗存均属于同一大族群的信念。
1992年夏天，我在呼和浩特和石家庄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先后宣读了《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6]和《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7]两篇论文，主旨都是批驳把东周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考古遗存笼通地与史籍记载的匈奴、东胡混同起来。1995年又专门写了一篇《戎狄非胡论》[8]。以上三篇文章虽然有很多方面在分析各种文化现象，其实立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在当时已经收集和鉴测过的古代颅骨资料表明，战国晚期以后的北方长城地带的主体居民在人种上是不同于战国早期以前的主体居民的。但是，当时一方面受到古代颅骨资料相对贫乏的制约，另一方面还受到陈旧的分析方法的局限，还不能把问题说得很清楚。
过去我们分析古代颅骨标本的人种特征，一般把它们与现代人种各类型在若干项颅骨特征上的相应变异范围进行比较。结论往往是把某一批古代颅骨样本判定为属于某一现代人种类型，如东亚蒙古人种、南亚蒙古人种;或判定兼有两种以上现代人种类型的特点。例如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各组颅骨材料中含有较多的接近现代南亚人种的因素，同时又和现代东亚人种有某些相似性。正像朱泓所说：“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用现代人的分类法去套古代人，其结果往往会给人们造成许多误解，以为某某古代民族中含有现代若干区域性人种的多种因素，似乎在那个时期就已经存在着很明显的现代各人种成分的混杂现象。而事实上恰好相反，现代各人种的形成通常是各古代群体混血的结果，而古代居民的种族类型才是他们自身体质特征的真实反映。”[9]举例来说，我在1992年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种问题时，根据公布的敖汉旗大甸子墓地的颅骨鉴测数据，采取了这样的表述方式：“大甸子Ⅰ组是比较纯的东亚(蒙古)人种，大甸子Ⅱ组是混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东亚(蒙古)人种。”[10]而且，我就此进一步推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原有居民是定居的东亚蒙古人种，其北亚蒙古人种成分的出现，是由于和流动性大的北亚蒙古人种有接触，吸收了北亚人种加入自已的族团所致。这种推论的前提是，现代北亚蒙古人种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代业已形成，但历史实际却并非如此。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俄国人类学界习称为蒙古人种的“西伯利亚类型”)，是以低颅、短颅、高面、阔面相结合为典型特征的人群，现代蒙古族即为代表。但公元1世纪生活在外贝加尔和蒙古的匈奴人，虽在低颅这一特征上是和现代北亚蒙古人种一致，但却是中长颅和低颅[11]的结合。可见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的形成是晚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因此我那种推论的前提并不存在。
在中国考古的古颅骨资料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朱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起，广泛调查、收集和鉴定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数十份古颅骨标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和思索，从反映先秦时期各地居民实际体质特征的角度出发试图区划不同于现代的古人种类型，从而提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的新分类方案。他用这种分类观点来重新分析北方长城地带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早期的古颅骨资料，所得结论大体是这样的：[12]
该地区已发现的先秦时代古颅骨资料可分为三个古代人种类型：古华北类型、古东北类型和古西北类型。
古华北类型的主要体质特征是高颅窄面，较大的面部扁平度，同时还常常伴有中等偏长而狭窄的颅型。它和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的接近程度很明显，但在面部扁平程度上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有陶鬲就显非李家崖文化的。[101]所以，毕竟需要做更多的田野考古工作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