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文化的理性化运动。在这方面，陈荣捷、包彼德、田浩等人的研究比较典型。不过最能体现近20年研究之新意的，与其说在于学者们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不如说在于他们研究的取向与方法。正如田浩所说，前人多将思想史作为哲学史来研究，新的研究取向则通过更广阔、更深入的视野来理解思想史，从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去理解他们的思想。思想史学家与社会史学家们现在更为注意彼此的论著，思想史学家们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史的领域。新文化史思潮较前人更重视思想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主导作用，并认为人类行为应该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多重角度来阐释，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社会———文化”
简单反映模式，其影响十分明显。韩森在10年前出版她关于南宋民间宗教的著作时，解释为什么南宋东南地区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性神?，认为这是南宋东南经济商业化的反映。后来泰瑟在评论此书时，已经批评韩氏未能就这一“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应用来解释社会与超自然界概念之间关系”的根本性范式进行深入探讨。而1997年韩氏在此书的中文版前言中也表示了对这一范式的怀疑。
美国学者关于唐宋变革时期经济史研究的论著相对较少，日本学者研究成果所确立的宋代经济革命论以及宋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迟滞的论点未见有大的改观。不过近年来他们在进一步探究“宋代经济革命”
的同时，也开始考虑这一经济革命的水平与性质。根据史密斯的看法，正是在北宋、南宋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危机期，中世经济革命开始收缩。这主要是由人口压力及国家掠夺性经济政策造成的。这证明中国中世经济革命的停滞，主要并非由外部原因所致，早在元朝入侵之前，中国经济就已到了它的转折点。这一论断进一步证明了前述其它方面对北宋、南宋之际存在历史转折的看法。
总而言之，近20年来美国对宋史的研究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点：
一是注意从社会科学其它领域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关注基层社会史与后现代思潮;二是既重视范式的归纳在研究中的作用，又注意对旧范式的批判与扬弃。范式的归纳与历史哲学式的理论不同，在学术研究中，它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前述关于“唐宋变革”的新解说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为学者们所普遍引用，尽管这种新范式可能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是可以肯定，研究范式扬新弃旧正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