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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取向：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一把金钥匙

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是显学，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是显学。这的确是历史学的荣耀，也是与我们悠久的文明相称的。然而，在市场和商品经济决定一切的今天，历史学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了，而且还跌得很惨。前几年曾经困扰过史学界多年的所谓的“史学危机”，实际就是这种失落的具体反映。据

此，有人感叹中国的人文精神失落了，甚至斥之为文化的大倒退。作为一个史学从业者，我也曾经这样想过，积愤过，呼吁过。但多年过后，我原来曾经忧虑激动的心情逐渐趋于平静，想法也彻底发生了改变。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有我这样的心境。我甚至认为，如今历史学从显学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可能是历史学的大幸。

我之所以说出上面似乎有点危言耸听的话，并非想哗众取宠。因为，如果历史学继续保持所谓显学的地位，那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真正的历史学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发达的确令世人瞩目，具有中学知识水平的人都会知道：在几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有连续不断的文字的历史记录，三皇五帝咱们说不清，可是最晚从春秋战国起，文字记载的连续性和可靠性就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可仔细想想，这样的记录除了能够做一个精确的编年史和为政治家提供借鉴外，留给我们的其他信息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很难搞清楚各朝代人口的数量和具体的生活状况，如人们的衣食住行、卫生、娱乐、交往、礼仪等等详细的情况，我们实在已很难了解，即使下一番辛苦的考证功夫，也未必能搞得清楚。中国的考据学发达，可能正是因为著史者只记录了所谓的大事，而忽视了那些关于柴米油盐的小事(惟一的例外可能是记载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给后来的考据家留下了无穷无尽的研究课题。

20世纪50-70年代历史学的显学地位达到了极至，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历史学的声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在今天看来一些稀奇古怪的论题，如曹操问题论战、清官问题论战、农民政权性质问题论战、批判胡适运动等，在那时却吸引了众多历史学者的参与，其讨论之热烈程度超过了人们的想像。而所谓的“五朵金花”更是象征着史学界的“空前繁荣”。但时过境迁，这些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甚至有学者把这些命题直接斥之为“假问题”，即虚假的学术命题。在很大程度上，这都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当时特殊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些问题的提出是有意义的，而且在这些虚假的学术命题后，学者们进行了某些有价值的学术探讨，有其弥足珍贵的学术内核(参见王学典著《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应当肯定。然而，在扭曲的理论框架之下，附会、曲解、甚至歪曲和斧削历史是不可避免的。而充当政治的御用工具，如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直接成为“文革”爆发的引信，则更是背叛了历史学的宗旨。

《历史研究》杂志(1954年创刊)是透视当代中国学术的一个窗口，其50年的历程折射了当代中国历史学怎样剥掉自身虚假的光环，怎样从政治中淡出，怎样脚踏实地回归到学术。这中间的契机，我想就是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引入和社会史研究热潮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历史研究》基本迈入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尽管由于特殊的原因，期间《历史研究》也发表过为数不多的非纯粹性的学术文章，但已明显看出，广大学者对政治性的学术已经没有兴趣了。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历史研究》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名副其实的纯学术刊物，真正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忠实的朋友。

社会史的复兴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更确切地说，是在1986年以后。检索1985年以前的《历史研究》，社会史或与社会史相关的文章寥寥无几。即使有论及奴仆、家庭、家族、宗族等接近于社会史的文章，大多也是为了证明阶级斗争的存在，而非为了论述这些问题本身。而且，人们对何为“社会史”也是模糊不清的。如侯外庐先生在1984年第3期《历史研究》上发表《我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的文章，在侯先生的视野里，社会史主要还是对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如生产方式理论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国家起源问题、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因此，侯先生所说的社会史与后来大家所认同的社会史是两个基本不同的概念。这说明，在此之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的概念和研究范围是很不清晰的。1986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倡导下，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以此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史研究作为史学的一支生力军迅速发展壮大，社会史的文章成几何倍数增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就不可能有今天丰富多彩的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其中，《历史研究》在促进和引导社会史研究方面功不可没。

1987年第1期《历史研究》发表的本刊评论员的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既朴实中肯，又胆大无畏，是当时思想解放、追求创新的真实写照，很多学者都以此作为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真正起点。文章中的许多话今天看来仍具启发意义，如“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偏颇和失误，将社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的研究视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名曰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殊不知，此言此行恰恰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呼吁“另辟蹊径，促进史学的改革和创新，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使之血肉丰满，容光焕发，改变以往史学那苍白干瘪的形象”，真正“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些看似普通的话，我至今读起来心里都不能平静，因为真实的历史被扭曲和忽视的时间太久了，要复原和重写这些历史，恐怕不是一两辈人所能做到的事情。

当然，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可以追溯到更早。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史的研究就曾经有过一次高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社会史”这个名称大概也是从那时开始流行于史学界的。不过，那个时候的“社会”一词更多的是指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社会史”几乎就是“社会发展史”的同义语，学者们在论战中侧重于对中国社会长时段变化的理论探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并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论争，学术论争的背后是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为论战的一方肩负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要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正确性、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指导意义。于是就有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有了中国有没有过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有了中国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争论，等等。很显然，这些争论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史学研究，有些论题甚至直接延续了下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学者习惯于“宏大叙事”，擅长于宏观的理论表述，而一旦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这些研究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这些学者也不免一时“失语”。我想，20世纪80年代所谓的“史学危机”不无这方面的原因。当然，“社会史大论战”中也有一批人“眼光向下”，关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史，这方面的代表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不仅以其疑古的四个基本结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对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贡献，而且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的先河，一方面他重视搜集和整理民间歌谣，用民俗学的材料印证古史;另一方面，他又实地考察民间文化中的神道和社会，接近于今天社会史学者广泛采用的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有理由这样说，顾先生是现代意义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除了国内史学发展寻求自身突破外，还得益于国外史学思潮的影响，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于法国的年鉴学派。这一点人所共知，不必赘言。社会史的介入，使历史学者踩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进行耕耘，虽然辛苦流汗，但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