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反对用心理学理论研究历史的意见也很多，张玉法向大家列举了九种。在仔细分析这些反对意见后，张玉法断定它们不足以阻碍用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历史，"一般而论，只要历史学者能具备心理学的知识，重新阅读史料，并将史料的范围扩大到稗史和原来被忽视的文件，对历史上的许多问题，以前认为无法解决的，必然能够加以征服"。不过在使用心理史学方法时，要首先具备两个前提，一是不是所有史事都可用心理的因素来分析，即以个人或群体心理的理论来解释某些史事，也要注意到其他因素，因为历史的因素是多元的;二是必须依据心理学上可以成立的理论，而不能凭借个人的常识，也不能以个人的心理去衡量别人的心理。
最后，他向史界学人指出目前运用心理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有两大方向，一是心理分析的传记研究，二是心理分析的人类学研究，透过神话、集体符号(collective symbols)、某一时代的特别意识形态，研究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范型人格或民族性格的心理需要。前者即个人心理研究，后者则是集体心理研究。〔57〕
在心理史学方法不断被介绍进入港台史坛之后，港台地区逐渐出现了应用心理学理论分析中国历史人物的论文和著作。如余英时1976年结集出版的《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运用埃里克森的"认同危机"理论分析章学诚早年在学术上的认同危机，而章学诚对这一重大心理危机的解决使他在学术上的见解有了巨大的飞跃，使他成为清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同书还分析了戴震面临义理与考证二者而产生的心理紧张。〔58〕1977年张瑞德发表《蒋梦麟早年心理上的心理冲突与平衡》，〔59〕1978年郭正昭发表《从演化论探析严复型危机感的意理结构》，〔60〕1980年黄克武发表《章太炎的早年生涯--一个心理的分析》，〔61〕1981年雷家骥出版《狐媚偏能惑主--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62〕。此外，七八十年代朱宏源、陈建隆等人完成了一批用心理史学方法分析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的硕士论文，讨论对象包括宋教仁、周恩来、黄克强、康有为、孙中山、秋瑾等人。〔63〕这些都可以说是这一时期港台史家有关心理历史的代表作。
(三)比较史学方法
港台地区史家对比较史学方法也相当重视，其状况并不象王戎笙先生所说，"对历史比较法既无人大力提倡，也无人极力反对，只是在史学方法论的专著中有所论述"。〔64〕实际上，港台史家对历史比较法的提倡和应用在他们的史著中往往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它常蕴含在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殷海光在1959年就对穆勒(John Stuart Mill)名法(又称米尔五法)作了详细介绍。他将它们分别译为同一法、别异法、同异联用法、归余法、共变法。穆勒是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由他奠定的这五种比较分析方法(同异联用法乃后人据同一法、别异法推出来的)成为二战前后兴起的比较历史学的方法基础。同时，殷海光还对与比较方法相关的类比(殷称为比拟)作了分析探讨。〔65〕殷氏的这种理论关怀自然地使他关心比较历史的研究。1961年8月， 林毓生很兴奋地向殷海光报告由芝加哥大学几位教授合办的刊物《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1958年创刊)的情况，并向台湾大学历史系建议订阅这一杂志。〔66〕这份刊物是当时西方学者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一个国际性论坛，殷海光、林毓生二人对之共同发生兴趣实际上表明他们的研究路向(approach)与这一杂志的相近，这也是他们作为科际整合史家一种很自然的态度。
在港台地区，提倡比较史学最积极的当推杜维运。他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多年。六十年代初，他开始从事比较史学史的探索，〔67〕此后陆续完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中西古代史学比较》〔68〕等书，对中西史学传统的异同和方法上的差异作了平实的分析。七十年代，杜维运先后撰写了多篇讨论历史比较方法的论文，专门讨论比较方法在史料、史事上的应用，及其与世界史学的关系。在他看来，历史比较方法有两种，一是史料的比较，二是历史现象的比较。这两种比较对史家治史都不可缺少。从史料比较而论，"纷纭庞杂的史料，搜集在一起，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史料所代表的特殊性质以及史料与史料间详略异同之所在。"从历史现象的比较而论，"历史上林林总总的现象，上自整个学术文化的变迁，下至林泉牧夫樵叟的咏歌，不经过比较，无法看出每一种现象所具有的真正意义，历史的变动性，将自此不可见，古今中外的沟通，也将因之而阻塞。"因此，比较方法是史学方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而他的论述在傅斯年的史料比较之上又有所发挥。史料比较只是历史比较研究的初步，进一步有积极性和活泼性的比较则是历史现象的比较。就历史现象比较的功能和意义而论，杜维运认为，一可由比较而得其异同，由异同而求其会通之通，这样历史不再是以往的陈迹，而富有新鲜的意义;二由比较历史现象所得的结论，能避免一部分的道德判断，使历史判断更客观;三是应用比较方法，可使史家民族的国家的偏见大为降低，从而产生打破国家民族界限的世界史，这是一部比较精确比较客观的历史，它也是比较方法发挥的最大功能。〔69〕
如果说杜维运所重视的比较方法仍集中于史料比较和中西史学的比较，那么，对现代西方比较历史方法的提倡则当推张玉法。1978年9 月，张玉法在近史所讨论会上提出了《浅论比较历史》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认为比较历史有广、狭两义。就广义的来说，有三种研究方向，一是比较各国史家治史的方法和缺点，了解国与国之间史学、文化和政治的差异;二是将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对同一史事的看法拿来比较，由异中求同，得到没有偏见的历史解释，这就是"科际整合";三是史家治史常以不同史观解释历史，如能经过比较，去除偏见，当能了解历史的真面貌。狭义的比较历史是指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比较，这也是张玉法所要加以讨论的比较历史。他认为"比较历史是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异同(resemblances and differences)，以及何以异，何以同。"以范围而论，主要有区域比较和时代比较。比较历史的价值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使人们了解历史中真正伟大的事物归属于谁;二、它有助于人们寻找历史规律。这里所说的历史规律是片面的，而不是概括的;三、人类历史上的国家民族偏见，只有靠比较才能消除;四、许多历史经比较后，原来的一些解释要加以修订。〔70〕
许倬云则主要从文明体系比较的角度来讨论比较方法。他认为今天考察中国文化必须将它放在全世界的大背景下来进行，而"要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的历史放在全世界的圈子里时，有两个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71〕所以比较是研究历史的一个很基本的方法。在方法学上，比较研究主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能不能拿两个东西真正的比?"二是"比的过程如何?比的方法又如何?"在他看来，要作比较，这个问题必须是相干的，否则不能作真正的比较。〔72〕他自称专业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是他的副业，他的兴趣在于文明体系的比较，但他作跨文化的比较"就跟演化理论者的做法不一样;他们把每一种情况当做同样线上的一个阶段。"而许倬云则"把它当作是一种条件、一种境况。哪个条件跟哪个境况，它呈现的前面跟后面是怎么样，跟另外国家前面后面的同样的条件或境况的出现又有何异同，然后问结果为什么不一样。"〔73〕换言之，人们做比较研究有比"同"与比"异"两种。比"同"者更关注历史的通则与通例，这是一般进化论者的工作。比"异"者关心异处，由异处寻找出促使其异的那些条件，这是许倬云的关注点。他并认为这也是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异。〔74〕由此出发，许倬云指出做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第一步是靠比较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第二步是看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影响;第三步是看文明体系的制度有没有弹性，也就是说，"在做比较研究工作时，除了比同、比异，比其内容与交会点，我们还要比较它的功能。"〔75〕这就是许倬云有关文明比较的方法学观点。
其他，如张光直、李亦园所提倡的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也是比较历史的方法之一。毛汉光在他的著作中，除应用计量、分析法外，比较法也是常用的方法之一。〔76〕
在比较历史方法的应用上，除杜维运的比较史学，张光直、许倬云的古代文明比较，及毛汉光在中古史领域的史事人物比较外，较有影响的比较历史研究当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与台湾师大历史所所共同推动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以及后来的专题研究计划，实际上组织者是要用区域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变迁。不过所出版的论文与专书都是各区域的研究，没有比较。为此，1977年张玉法和王树槐分别撰写论文，比较沿江沿海各省在1860--1916年的农业改良和交通发展，〔77〕部分地弥补了这一缺憾。
* * *
作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力补充甚至更新，新史学方法的应用使史家拥有更精确有效的研究工具，大大扩展了人们认识和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促进了港台地区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的进一步科学化和现代化。
注释：
〔1〕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第58页。
〔2〕〔65〕殷海光《怎样判别是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第40、41页，第六、七章。
〔3〕〔4〕〔5〕《食货月刊》第一卷第三、十、十二期。
〔6〕〔14〕《食货月刊》第四卷第四、五期。
〔7〕〔8〕〔12〕〔15〕《食货月刊》第五卷第一、四、一、九期。
〔9〕〔22〕《食货月刊》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
〔10〕《史学评论》，第九期，1985。
〔11〕〔13〕〔48〕〔49〕《食货月刊》第二卷第二、六、十、十二期。
〔16〕〔21〕〔53〕〔57〕〔70〕〔77〕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1978，第73-151页。
〔17〕〔50〕黄培《历史学》，台北，学生书局，1974，第五章《史学方法的新动向》。
〔18〕〔56〕载康乐、黄进兴主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
〔19〕王尔敏《史学方法》，台北，东华书局，1979，第204-205页。
〔20〕〔23〕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1985年增订版，第183-186页。
〔24〕Hsu cho-yun《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722-222BC》.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6、65.
〔25〕〔26〕〔76〕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第1-16页。
〔27〕参见毛汉光《唐代统治阶层社会变动》，1969，政治大学影印博士论文。《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联经，1988。《中国中古政治史论》，联经，1990。
〔28〕魏秀梅这六篇论文分别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二期、三期(下)、四期(上)、五期、十期、十三期。
〔29〕傅宗懋《清代督抚制度》，台北，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63。
〔30〕刘广京《晚清督抚权力问题商榷》，《清华学报》新十卷第二期，1971。
〔31〕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32〕李国祁、周天生、许弘义《中国地方志研究--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1975。
〔33〕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92。
〔34〕张朋园《湖南地方传统中的几个方面：量化分析》，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十期，1982。
〔35〕林满红《茶、糖、樟脑业与晚清台湾经济社会变迁(一八六○-一八九五)》，台湾研究丛刊第115种，1978。
〔36〕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学生书局，1991。
〔37〕陈义彦《北宋统治阶层社会流动之研究》，政治大学历史所硕士论文，1970。
〔38〕刑义田《东汉孝廉的身分背景》，载许倬云等《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
〔39〕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食货月刊》第十六卷第三、四期合刊，1986。
〔40〕施俊吉《沉默的鹿港》，《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一期，1980。
〔41〕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近史所， 1983，代序。
〔42〕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香港中文大学，1988，第222页。
〔43〕殷海光《经验科学的整合基础》，香港《现代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57。
〔4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北，文星书店，1966，序言。
〔45〕〔46〕〔66〕《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6-7页，149页，21页。
〔47〕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51〕会议纪录收入思与言杂志社编《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北，明文书局，1983。
〔52〕《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第7页，35页。
〔54〕张瑞德《心理学理论应用于中国传记研究的一些问题》，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九期，1981。
〔55〕梁其姿译《心态历史》，《思与言》第二十卷第四期， 1982。
〔58〕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香港龙门书店，1976。
〔59〕〔61〕《食货月刊》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
〔60〕《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七期，1978。
〔61〕《食货月刊》第九卷第十期。
〔62〕台北，联鸣文化有限公司，1981。
〔63〕这批论文包括朱宏源《宋教仁的政治人格》，台大政治所，1977。陈建隆《周恩来的政治人格》，文化大学大陆所，1980。符儒友《黄克强的政治人格》，政大政治所，1982。杨开云《康有为政治人格之研究》，政大政治所，1981。聂崇章《孙中山革命人格的形成》，台大政治所，1974。杨碧玉《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台北政治作战学校政治所，1989。
〔64〕戎笙《台港史学方法论述评》，《史学理论》1987年第一期。
〔67〕杜维运《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中华学术奖助委员会，1966，自序。
〔68〕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
〔69〕杜维运《史学上的比较方法》，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七卷第二期，1974。后收入杜著《史学方法论》一书中。
〔71〕〔72〕〔73〕〔74〕〔75〕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第10、64、220、17-18、1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