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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2年的中亚史探究

近三年的研究成果显示，进入新世纪的中亚史研究正以蓬勃发展趋势向前迈进。这种态势表现于学科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研究内容不断加深和相关的成果日益丰硕。据不完全统计，这三年出版的学术专著约60余种，译著近20种，论文集约5种，学术刊物6种，丛书约7种，学术论文700余篇。一些有关中亚史研究的史籍丛刊、专(译)著再版。与此同时，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增多，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也于近年相继召开。如，“中国《突厥语大词典》学术研讨会”(新疆，乌鲁木齐，2000年10月11-13日)、“中国新疆吐鲁番学国际研讨会”(新疆，吐鲁番市，2001年8月16日)、“西北史学会学术研讨会”(甘肃，兰州大学，2002年1月21日)、“西北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亚文化协会第三届年会”(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3月24-26日)(简称“中亚文化协会第三届年会”)、“麦积山石窟艺术与丝绸之路佛教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甘肃，兰州大学，2002年7月15-18日)、“国际阿尔泰语言研讨会”(北京，2002年8月17-18日)、“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新疆，乌鲁木齐，2002年8月19-21)、“国际敦煌学学术史研讨会”(北京理工大学，2002年8月25-28日)、“重访吐鲁番：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研究一百年学术研讨会”(德国，柏林，2002年9月8-14日)、“第三届中国伊朗学讨论会”(北京大学，2002年11月14—15日)、“古代中外关系：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02年11月15-16日)等会议的召开，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外学术界同行之间的学习与交流。其中“中亚文化协会第三届年会”的召开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联合主办。会议的中心议题为：西北边疆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西部大开发与西北边疆民族、中亚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中亚局势的变化及其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影响。来自国内8个省市区的60余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综观这三年的研究成果，中亚史的研究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同时，正逐步加强对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明的研究;中亚史各专题领域的研究也因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使用而不断深入。现就笔者管见，择要作一介绍，挂一漏万，再三难免，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长年来，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我国中亚史的研究从地域范围而言，基本限于境内相关地区，而难以“西进”，有关境外中亚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寥寥可数。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进。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425千字，5+15+511页，25元)，阐述了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发展概况，添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另外，许序雅著《中亚萨曼王朝史研究》(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200千字，4+252页，15元)，探讨了萨曼王朝的兴衰历程、历史分期、政治制度和统治体系特点、商贸发展、对外关系以及中亚伊斯兰化、突厥化进程等诸多问题，使人们对9-10世纪中亚河中地区的历史发展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阿富汗是古代东西陆路交通的枢纽，是中亚大陆的锁钥。当今，阿富汗的局势倍受人们关注。彭树智、黄杨文著《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出版，2000年12月，14+13+353页，22元)，系统论述了阿富汗地区的历史文化和阿富汗国家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国内关于阿富汗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

近来，余太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劄记[1]，涉及各传所载山水、人口、农业、手工业、商业、物产、社会生活、人种、语言文字及制度、习惯法、宗教和神话传说等诸多方面，为中亚史各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亦拓展了当前国内中亚史研究的内容。以下就专题研究内容作一概述。

一、考古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国中亚考古研究的核心部分。吐鲁番地区考古研究则是新疆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学者们的努力，学术界关于吐鲁番地区各种考古发现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成果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具体而形象地解读考古实物中所积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的学术论著不多。王炳华的《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255千字，4+2+334页，22元)提供了这方面研究的典范。作者利用吐鲁番地区的各种考古发现对古代吐鲁番地区自然气候、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宗教文化等诸多方面做了深入浅出的介绍。由于作者在四十余年的新疆考古学研究中，亲历了吐鲁番地区许多考古挖掘现场，对一些考古发现又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全书内容融汇惯通，语言简练活泼而富激情，无论于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是一部了解古代吐鲁番历史文明的佳作。另外，由作者主编的《交河沟西》(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和《交河沟西1994-1996年度考古发掘报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等书都详实地反映了有关该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研究是新疆考古学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在新疆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已经正式划分命名并被实践证明是基本正确可取的有两种考古学文化，即察吾乎沟口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近来陈戈发表“新疆史前时期又一种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试析”(《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2001年，科学出版社)、“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与其它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新疆伊犁河流域文化初论”(《欧亚学刊》第二辑)等论文，就新疆史前时期的另外两种文化提出命名并作论述。在“新疆考古述论”(《吐鲁番学研究》2002年1期)一文中，作者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相对完整地构建了新疆史前时期考古文化体系的总体框架，使学术界关于新疆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大大进了一步。另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考古博物馆“新疆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及墓地”(《考古》2002年第6期);刘学堂、关巴“新疆伊犁河流域考古新发现”(《西域研究》2002年第4期);刘学堂、李溯源“新疆伊犁河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西域研究》2002年4期)等论文都反映了近年来有关方面的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

新疆古尸研究是新疆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由于古尸遗存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尸人群的族属、语言、宗教、风俗、历史等各方面的认识，研究古尸遗存也就成为了中亚乃至欧亚大陆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上个世纪以来，在新疆天山山脉以南，塔里木盆地周缘和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相继出土的大量古尸，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对古尸进行的考古学、人类学、解剖学、病理学、生物化学、环境保护科学等各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王炳华主编的《新疆古尸-古代新疆居民及其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16开本，245页，600元)，集中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新疆古尸进行发掘、保护和研究的情况。该书以古尸和出土实物为主，图文并茂，并附英译(译文均出自美国学者梅维恒(V.H.Mair)教授的手笔)，详细介绍了罗布淖尔、哈密五堡、扎洪鲁克、苏贝希、尼雅、营盘、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尸情况，及当今对古尸所进行的综合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国内外学者研究古代新疆居民的种族、民族成份、民俗、文化、医术和生态环境及其变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历史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这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少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在“嚈哒史若干问题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2001年10月)一文中，作者就嚈哒的族名、族源、族属、嚈哒与索格底亚那、寄多罗贵霜、萨珊波斯、笈多印度的关系，嚈哒的都城以及嚈哒的朝贡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王欣《吐火罗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1月，211千字，2+4+3+245页，18元)一书，结合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论述了吐火罗人的族属、族源及其在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巴克特里亚等地区的历史活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另外，陈海涛发表“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唐代粟特人聚落六胡州的性质及其始末”(《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唐代粟特人商业活动的历史”(《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1期)等论文就粟特人的族源及其历史活动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突厥语部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近三年来，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但亦有若干重要专著和论文出版、发表。如，华涛的《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月，192千字，3+4+246页，15元)，作者系统利用有关的阿拉伯、波斯史料对天山地区伊斯兰化前夕突厥语部族的历史进行了研究。全书分为八世中期以后的葛逻禄在西域的活动、高昌回鹘在东部天山地区的发展、西部天山突厥语部族的分裂和萨图克布格拉汗的活动等四章，前三章研究伊斯兰化前夕和伊斯兰化开始时期天山地区诸部族构成，及其与周邻居民，特别是与河中穆斯林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第四章着重研究了该地区伊斯兰化的开始。另外，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世界历史》2002年第1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李树辉“回鹘西迁及其相关问题考辩”(《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田卫疆 “高昌回鹘史研究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刘正明“西域籍沙陀人在中原称帝及其历史作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朱学渊(美)发表的一系列探讨古代北方民族渊流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争议。近期出版的作者《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中华书局，2002年5月，223千字，2+5+319页，17元)一书，是作者有关方面研究的论文结集。作者主要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对古代北方民族的源流和历史活动进行了大胆的拟构。如，认为“大宛”、“大夏”、“吐火罗”就是“达斡尔”;“乌孙”即是“爱新”;见于西方史乘的Cimmerian、Scythians、Saka等部的先民为蒙古人种等观点。这些结论似乎还需要更为充分的论证，但作者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丰富的联想都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吕建福“土族为吐谷浑后裔新证”(《西北民族论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结合族源传说、民间风物及族称、语言、姓氏人名等文化现象，论证了明清以来的土族即历史上记载的吐谷浑。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5+11+400页，22元)一书，即通过阐述往来于唐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使者的选派、种类、接待礼仪、职能及其在民族关系、边疆管理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反映了唐朝与漠北、西域诸族及其它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则在探讨唐朝朔方军兴衰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

近来，学者们在探讨西域、漠北诸族间的关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不少文章。如，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杨清风“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3，4期)，周耀明“从摩尼教看漠北回纥与粟特人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李树辉“乌古斯与突厥、回鹘、突厥蛮关系考”(《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4期)，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刘迎胜“辽与漠北诸部-胡母思山蕃与阻卜” (《欧亚学刊》第三辑2002年4月)，李清凌“藏传佛教与宋夏金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王三北“蒙元时期蒙畏民族关系发展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奥拉“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等文，都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另外，刘锡淦《古代西域民族关系与政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45千字，4+168页，13.5元)，简要介绍了先秦至明清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民族的关系与政策，以及西域诸族之间的关系。周伟洲《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320千字，2+2+470页，22元)，则利用新疆出土的佉卢文、古藏文简牍，西安新发现的秦封泥，咸阳新发掘的北周贵族墓葬及出土文物，临潼华清宫梨园遗址，西安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清代新疆军事舆图等文物资料，就民族(边疆民族)的源流、政治体制、民族关系，民族历史地理等民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