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实际上，讨论的重点不外乎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克罗农的观点反映了一种焦虑，一种基于为那个无序的大自然寻求秩序的急切心情。——既然科学已证明自然是那么多变和不可捉摸，那就让人来帮助它吧;只要我们能够在“看中了一部分我们打算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所用的自然时，我们要问问：我们是否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用它?——能够持续下去，不要让它在这个过程中消失了”③。

此刻，我们似乎又听到了一个声音，那是著名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吉福特·平肖的名言：“明智的利用，聪明的管理”。历史在回响。

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自然观上的分歧总是一以贯之的——要么自然至上，要么人类至上。因此，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这个讨论也大约要持续下去了。只是，笔者担心，如果在环境史中，人类至上的观点若占了上风，那它和传统的人类史又有何区别?再者，若是环境史把它的研究中心放在族群、人种、性别等方面，或真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向社会史靠拢，结果“环境史就是社会史，社会史就是环境史”，那环境史将何以复存④?

自环境史正式出现以来，已近40年了，但要明确环境史的定义，尚需更长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态学的研究在不断深化，环境史亦然。本文所涉及的观点，管窥蠡测，难成一家之言。只愿滴水之见，博得金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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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纳德·沃斯特：《文化以外的探查》(Domld Womter，“Seeing Beyond Culture")，《美国历史杂志》第76卷，第4期(1990年3月)，第1144页。

② 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思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88页。

③ 威廉·克罗农：《关于荒野的困惑：要不，是回到了一个错误的自然》.威廉·克罗农：《不同的立场：再恩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第89"--90页。

④ 艾伦·泰勒：《非自然的不平等：社会和环境史》(Alan Taylor，“Unnatural Inequalifies：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第1卷，1996年第4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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