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能力、克服传统羁绊的能力，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理性，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基本条件。任何进步、发展、创新，首先都是对传统力量的克服。一个民族的传统越是深厚，对创新、发展的羁绊力量就越大，克服起来就越是困难、痛切;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崇尚祖制、抵触创新的特性，问题就更严重了，任何创新的思想和举措都会付出巨大的甚至是血的代价。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康梁变法，阻碍改革的最大的力量不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是传统观念的力量。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一方面造就了历史的辉煌，一方面也形成了牢固的传统，对进一步地发展、创新造成强大的羁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近乎停滞，包括韩文所不解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中国”，都与此不无关系。因此，反思(包括批判和继承)传统、克服传统的羁绊，其深刻程度就必须是革命性的，不但需要深邃的思想，更首先需要巨大的勇气。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思想界有着一大批勇敢的探索者。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们“虎视”所及，便是“中央之国”，并且看到这个“中央之国”以外还有其他民族，也在“虎视”、“狮视”、“狼视”着。秦王们的指导思想，便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筑起我们民族的牢固坚硬的外壳，一则抵御外边的虎狼们，一则保护内部的躯体。万里长城是物质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筑起外壳”这种思想，可以说“筑起外壳”的思想渗透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的社会体制和具体运行的机制都体现了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合理性，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而且外壳的存在果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民族在其保护下稳定、繁荣。但是，无庸讳言，外壳毕竟是消极的，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大。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重创了我们民族的外壳并深入我们躯体内部贪婪吞噬。这时，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自立，首要的、迫在眉睫的、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反思传统，克服羁绊。这种反思所需要的巨大勇气，丝毫不亚于抵御外侮。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反思、克服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的痼疾。尤其是敢于抛弃外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世界，求得自身的健壮和发展。反思当然包含继承和批判，但是在当时，首要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是批判。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当时，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批判是那样的尖锐，深刻，痛切，以至于韩文感到，对中国历史的这些批判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但是正是批判使得我们获得了前进的力量和方向，知耻而后勇，此之谓也。先辈们对民族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诚挚、深邃的热爱，因为爱之深，所以痛之切。

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吃人论”很不以为然。韩文说：“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马克思对于一个连自己也未形成明确含义的概念会提出什么定义呢?而且作者还让马克思从两个着眼点提出两个定义!

或者会辩解说，韩文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笔下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定义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我赞同这种看法，但是同时需要指出，马克思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或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从来没有单纯着眼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在描述阶级和社会形态的时候，从来没有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而总是从生产力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整体上来展开论述的。

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强加到马克思头上的“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定义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

韩文说，马克思认为“手工磨产生封建主为首的社会，机器磨产生以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这大概是指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马克思是在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是在形象地说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而不是说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过程(韩文作者大概不知道，手推磨这种“生产技术”在奴隶制社会也是存在的)。联系上下文，马克思所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中的“社会”，置于特定语境中，不是指社会形态，而是与上面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是同义语。如果说马克思这段话可以看作什么定义的话，那么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定义，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在这里，在马克思笔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是对立统一的。韩文之所以得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的荒谬结论(更糟糕的是作者把这个结论强加到马克思头上)，之所以对马克思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大惑不解，是因为他预设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只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实际情形是，如同在奴隶社会中已经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一样，在封建社会中也产生了新兴资产阶级，而且这些新兴阶级是处于被统治地位上的革命的阶级——关于这一点，关于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有着系统而明确的论述，资产阶级从作为被统治阶级到作为统治阶级、从革命阶级到反动阶级的发展演变过程，都可以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明确的结论。总之，所谓马克思“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完全是韩文的不负责任的杜撰。

第三， 对于所谓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定义资本主义，韩文诠释道：“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关系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则该社会是奴隶社会;是领主与农奴制的关系，则是封建社会;如果是资本家与自由雇工的关系，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身份是奴隶，则是奴隶社会;是农奴，则是封建社会;是自由雇工，则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这样诠释并不严谨，带有庸俗化的倾向，但是这样理解大体是准确的。然而问题是，韩文由马克思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推断出发生革命的这些地方是属于资本主义社会，推断出这是马克思将这些地方的革命称作资产阶级革命的理由。这就属于牵强附会了。诚然，革命前的尼德兰、英国、法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很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足以发动革命来推翻现有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被革命推翻的那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封建社会。换言之，革命前的尼德兰、英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因素在数量上的增长已经到了引起质变的程度，于是革命就发生了。总之，新兴的资产阶级产生于旧社会，而不是韩文所理解的只存在于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