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几处早期陶器遗存年代相对较晚，但衔接比较紧密，在地理空间上都距北京不远。于家沟位于河北西北部阳原县泥河湾盆地虎头梁遗址群中，下部细石器文化阶段的堆积分上中下三层，其中上层与中层都出土一些小块的夹砂黑褐陶片和夹砂黄褐陶片，有的夹杂云母片、蚌屑或石英粒等，器形难辨，质地粗糙，表面不平，有的保留捏压刮抹痕迹。陶胎较厚，烧成温度不高，比较疏松，容易破碎。器壁多有烟炱，表面有细绳纹或植物页茎的压痕。最大的一件胎厚1—1.2厘米，从断面看胎体中心黑两侧黄，故表面呈灰褐色，像是一件平底器的下部。

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1987和1997年两次发掘，均出土了大量兽骨、禽骨、螺蚌壳、植物茎叶、种子和少量的夹砂深灰陶、夹砂红褐陶片、石片、石磨盘、石磨棒以及水沟等人类活动的遗迹。7个数据，年代跨度为距今9690±95—10815±140年(未经树轮校正)。

北京怀柔的转年遗址发现有典型的细石器、打制石器，出现了磨制石器，包括石斧、石磨盘、石磨棒以及石容器的残片。陶器种类有筒腹罐和盂等的残片，以夹砂褐陶为主，火候不匀，质地疏松，陶土中含有大量的石英颗粒，颜色不纯，有的陶胎呈黑色，似未烧透。陶片内表粗糙，外表经过打磨，不少陶片内外颜色不一。多为素面。从陶片的断面观察，可以看出片状贴塑的痕迹，有的陶片内外成片状脱落。两个14C数据，一个距今9200年，一个距今9800年，均未经树轮校正。

陶器是史前时代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之一，不仅如此，由于陶器容易破碎、不会腐烂、和人类的日常生活具有密切相关性，因此，陶片一直是新石器时代以来古遗址中最重要的文化遗存，陶器的制作、使用、废弃等所荷载的人类行为与文化信息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就上述地点来说，位于北京左近的几个地点以于家沟最早，其次是南庄头，再次是转年。除了南庄头可能是一处湖边堆积外，另两处都是河岸台地遗址。三个遗址都以平底的罐形炊器为特色，在最晚的转年还发现了可用于进食的盂形器等，表现出不断发展的进步过程。

华南地区由于遗址大都位于石灰岩地区，除南宁附近的顶蛳山外，都是洞穴或岩厦类遗址。由于石灰岩地区特有的碳富集现象，目前对某些年代数据尚存在一些争议。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测年数据的多样化及不断增加，可以肯定前述大部分遗存的年代即使扣除碳富集的最大偏差以后，仍然在距今万年左右。像年代基本可以肯定的仙人洞、吊桶环的9000—14000年、玉蟾岩的12000年左右，以及庙岩、鲤鱼嘴的有所疑问但依然相当早的年代数据，表明在距今大约15000年左右中国南方地区开始了制陶的试验。而且，从类型学角度看，这些早期陶器的形态的确十分原始，据研究，仙人洞、吊桶环的早期陶器经历了植物茎叶纹、素面无纹、绳纹三个发展阶段;大岩最早的类似陶器的烧制物、最早的成型陶器从器形上观察，均比玉蟾岩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这些都表明了一个漫长的试验和发展过程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大岩和顶蛳山这样持续很长时间的连续堆积的遗址中，都发现了这些早期陶器之后存在着和湖南地区陶器文化已经比较成熟的距今8000—9000年的彭头山文化相类似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地区作为早期陶器的起源地区是可以确定的。

因此，关于中国早期陶器与陶器起源问题，根据目前的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的认识：

中国早期陶器是环境和文化过渡阶段的产物　大约在距今15000年左右，首先在中国南方可能已经开始制陶的试验，到距今9000年左右大致完成了陶器的发明和探索，陶器开始成为遗址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可以将距今大约15000—9000年间定为中国陶器的试验和起源阶段。距今8000—9000年，当农业性的村落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产生时，制陶技术已经成熟并借助这种新的社会与文化机制获得了一次空前的推广和提高机会。这一阶段恰值末次冰期的结束并向全新世转变、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进化的环境与文化过渡阶段，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应被视为这个大过渡阶段的产物之一。

中国早期陶器起源存在着南北两个独立的中心　在中国陶器的起源阶段至少存在南北两个中心。南边以南岭一代为中心，这一地区石灰岩洞穴密布，仅湖南道县1983年对其中四个区的普查就发现各类石灰岩洞穴130余处，其中5处发现了与玉蟾岩相类似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些洞穴不仅为早期人类提供了十分理想的栖居之地，而且说明这一地区作为发明陶器、驯化水稻、孕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摇篮具有十分广泛的文化与环境基础。北边以北京附近为中心，已发现的三个遗址，在空间上相距不远，年代上紧密衔接，文化内涵和占据的生态位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特别是这一地区十分发达的前仰韶和仰韶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暗示了它作为北方地区陶器起源的中心所具有的必然性。两个中心分居中国南北，在地理上相距较远，从石器等工具组合、生态环境、遗址的生态位、开发利用的动植物资源等方面观察，它们的文化背景不尽相同。因此，两地的陶器应该是各自独立起源的。从年代上来说，南方地区又可能略早于北方。

近年来，在俄罗斯远东的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都发现了年代相当早的陶器。比如以未经校正的年代计算，俄罗斯Gasya遗址的年代是12960±120—10878±90BP，Khummi是13260±100—7760±120BP，Gromatukha是12340±60—15480BP。以校正过的年代计算，日本东京附近的Maeda Kochi的年代超过了13000BP，日本南部已发现多处年代超过万年的陶器遗存，其中九洲的Laurel Forest遗址甚至早到13000BP。最近，日本考古学家在本州北端的OdaiYamamoto I site发现了年代在距今15300—16500BP迄今最古老的日本陶器遗存。中国北方这个陶器起源中心和俄罗斯远东黑龙江流域和日本列岛的这些早期陶器遗存在文化背景方面或许具有更多的可比性，比如工具组合中比较典型的细石器因素、某些燧石工具的出现、遗址的邻水位置等，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具有具体的传播和影响关系，目前还缺乏明确的资料。从年代上来说，中国北方地区显然也比境外的这些发现稍晚一些。

虽然从文化的因素分析，中国南北两个陶器起源中心各自和往后距今7000—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晚段基本上可以连接。但是，由于南北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段已经形成多个区域性文化传统，比如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大地湾、兴隆洼、后李等，南方的彭头山、河姆渡、石门皂市、顶狮山二期、大岩四期等文化，但由于后者在文化面貌上已有较大的发展，地理位置与上述的起源之地相比也发生了若干的位移。因此，过渡阶段的陶器遗存和后续的区域性传统之间的具体演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的资料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