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消费水平的高低。秦汉时代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基础又薄弱，一个成年劳动力每年生产的净产值和提供商品数量都不高，同时官府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故见农民全年的经济收入仍不高。农民的所有收入不可能完全用于生活消费，必须留有一部分投资生产(如种子、农具、耕牛等)。这样，即使乡村农民和城市平民有同等的经济收入，可以用于消费的部分也比城市平民的少，反映在消费水平比城市平民的更低。汉代农民低收入、低消费与权贵、地主、豪富的高收入、高消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史载：“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并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32];“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33];“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34];富商“衣必文采，食必梁肉”，而农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35];地主之家“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荣乐过于封君”[36];而农民“食草莱之实”[37]、“被穿帷败，寄死不敛”[38]。可见，与权贵豪门相比，农民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正如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所说的贫富对比：“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羸，缣布丝绵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总之，虽然当时富农消费水平稍好些，毕竟人数不多，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农、贫农的经济收入与消费水平都较低，与权贵、地主、豪富等其他阶层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呈现出消费水平贫富分化的趋势。这种分化趋势不利于消费关系的正常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大多数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影响了消费需求量的增长，造成拉动商品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同时给农民的社会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和谐发展。

2、商品性消费的比重增加

早在先秦时，农民的生活消费以自给性为主，只有食盐、铁器等通过市场交易所得。至秦汉时则不然。商品经济有进一步的发展，市场上商品种类丰富多样，农民的经济收入结构中货币收入得到一定量增长，提高了他们的可支付消费能力，促使自给性消费缩减，而商品性消费的比重有所增加。

消费是金钱能力的象征，农民想尽办法增加货币收入，或增加家庭纺织业，或者做生意，或者出外做雇工等，目的是提高消费的支付能力。如广汉郡姜诗家，其妻“昼夜纺绩”出售，以“市珍羞”养姑母[39]。随着货币收入的增加，农民追求更多消费品，而且消费品趋于商品化，这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结果。秦汉时期，基本生活品逐渐在市场上随处可见，“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40]农民所需要的“养生”、“送死”消费品，除了自给以外，只要有货币支付能力都可以通过市场上交换所得。例如：在饮食、衣着方面，可以取足于商品市场。据载：樊哙曾以“屠狗为事”[41]，灌婴在睢阳市上“贩缯”[42]，刘秀在宛城“卖谷”[43]，赵歧在北海市贩卖“胡饼”[44]等，他们所经营的都是人们最基本的衣食消费品。又如《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记载的当时仅仅市场上所出卖的熟食品就多种多样，如烤猪肉、韭菜炒鸡蛋、细切的狗肉、马肉、油炸的鱼、切好的肝、腌羊肉、冷酱鸡、马奶酒、驴肉干、美味胃脯、炖小鸡、雁肉汤、腌鲍鱼、甜瓠瓜、精熟的米饭等等。根据文献、考古资料记载，日常家用器具如陶器、铁器、铜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器具，还有车辆、马牛、丧葬冥器等消费品，不仅明码标明价格，而且饰画相应的商业广告图语，说明它们是来自商品市场的。总之，农民商品性消费比重的增加，说明了他们的消费商品化、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有利于完善农民的消费结构和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然而，商品性消费也促使了农民消费奢侈风气的加重，西汉后期至汉魏之际“嫁娶尤崇侈靡”、“厚死伤生”现象屡见不鲜，造成物质财富的大量浪费。在经济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农民过度消费，减少了生产投入，影响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与生产商品化的发展。

3、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的重视是一个突出特点

在这一点上，以往研究中均被忽视，误认为秦汉农民没有什么精神消费内容，恰恰相反，秦汉时农民除了对宗教信仰方面献祭消费相当重视以外，对文化教育、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视是一个突出特点。因为人既需要物质满足，也需要精神满足，农民虽然文化层次低，也有精神追求与精神消费需要。大量的文献、考古资料均表明这一点，秦汉时农民对精神消费的需求日渐增长，精神消费水平亦随之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量的贫农对文化教育消费要求特别强烈。如史载：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45]匡衡，“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46]第五访少时孤贫，靠佣耕过活，但“有闲暇，则以学文。”[47]杨震，少时孤贫，好学，独与母居，假地种殖，以给供养，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48]侯瑾，少时孤贫，“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燃柴以读书”。[49]类似事例很多，莫不反映出汉代社会农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以及对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视。农民之所以对它的重视，是因为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是他们脱贫致富、挤身主流社会的捷径。

同时，汉代农民还有一些文化娱乐消费，是当时较为突出的精神消费特征。《盐铁论·散不足篇》曰：“古者，土鼓凷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这既反映了文化娱乐消费发展的历史时代特征，又反映了汉代富裕农民可以享受歌舞宴乐的高层次消费。《淮南子·精神训》云：“今夫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祭社之时农民可以尽情地宴饮歌舞取乐，以祈福报功。当时即使邻人有丧事，也欢歌笑语，史称“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50]。东汉末年，一些农民迷恋赌博娱乐。王符说：“今世之人多不务经术，好圂博弈，废事弃业，忘寝与食，穷日尽明，继以脂烛。……至或赌及衣物，徙棋易行，廉耻之意弛”[51]总之，汉代农民在节庆或祭祀时有一些娱乐活动，只是较少而已。秦汉时代农民相当重视文化教育方面消费，加上文化娱乐方面的消费，丰富了农民的精神消费内容，提升了他们的消费层次。这对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及社会文明的进步都有相当重要意义。

■代表“

”

 

参考文献：

⑴ 现有的研究成果：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养生”与“送死”：汉代家庭的生活消费(1，2)》(《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1997年7月)，黄今言《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周金华《秦汉时期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消费状况之比较》(《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4期)等相关论著中涉及了一些农民的生活消费。

⑵ 参见黄今言《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一文中，认为一户占地满百亩者，是比较富裕的自耕农;一户占地五、六十亩者，是中等水平的自耕农;而一户仅占地有二、三十亩者，是较贫困的自耕农。(黄今言：《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⑶ 《后汉书》卷51《庞参传》。

⑷ 《三国志》卷65《吴书·华覈传》。

⑸ 参见黄今言的《汉代自耕农经济的初步探析》一文中对一户中等白耕农家庭的最低经济收入的估测：家庭经营总收入为11200钱，其中粮食收入为7200钱，织布收入为4000钱。则织布收入占总收入的35%以上。(《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⑹ 《汉书》卷31《陈胜传》及注。

⑺ 《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第五访传)。

⑻ 《汉食》卷24上《食货志》。

⑼ 《后汉书》卷49《王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