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般解释是，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的对外关系削弱到这种程度，是因为它把全部关系指向一个方向：东方(冷战意义的东方──译者注)。中国从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溶入进一个国际体系之中。它也从未在一项对外关系上深入到像全方位中苏同盟这样的密度和广度。这是一个(起初)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同盟，建立在苏联对中共数十年为师为友的基础上。此外，它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它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为在苏联学习的数千中国人和在中国教课的数千俄国人所明证。它还是一个经济同盟，比近代中国中任何一种外经济关系都更具深度和复杂性。通过长远规划和年度商谈，中国经济将与东欧和苏联兄弟们的经济联在一起。不时地，中国还将甚至成为它盟友们的捐助国，就像它在1953年给摇摇欲坠的东德政权送去紧急援助食品一样。大体上，中国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有计划的技术转让的受益者，该转让帮助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业建立了一个新核心。之于人民共和国，犹如之于它之前的国民党政权，工业化就是国际化。

只是在外交和内政两者完全失策后──它们是一五计划后毛泽东领导下紧密相连的现象──中国才会在60年代陷入外交的隔离和经济的孤立。那时，中国四面楚歌，自义和团战争以来从未有过。但对自民国时代一开始就已为中国近代史打上了标志的一往直前地国际化的规律来说，这只是一个大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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