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民公田，从两汉史料看，主要是对贫民的一种公田授予。这种授予自西汉到东汉，不绝如缕。如《汉书·霍光传》载：“(霍)山曰：‘今丞相用事，县官信之，尽变易大将军时法令，以公田赋予贫民。”《平帝纪》元始二年条记道：“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赋贫民。”师古注曰：“计口而给其田宅。”东汉时，赋民公田的记载依然常见。如《后汉书·明帝纪》记永平十三年明帝诏曰：“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滨渠下田，赋予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樊宏传附樊准传》记道：“永初之初，连年水害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悉以公田赋与贫人。”

赐田，是指皇帝特别赋予的公田。这类情况比较复杂。从汉代的有关记载看，赐田大略有四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向贵幸之臣、皇亲国戚等人赐田。这类赐田的数量一般都比较可观。比如汉武帝一次就曾赐给同母异父姐“钱十万、奴婢二耳、公田百顷。”[4](《外戚传》)向卜式赐田十顷;哀帝一次曾向董贤赐田二千顷。这种赐田也十分随意。《史记·滑稽列传》载：武帝想让东方朔识一异兽，朔日：“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顷，陛下以赐臣，臣朔乃言。诏曰：‘可’。”同书又载武帝乳母上书“某所有公田，愿得假请之”，要求假田，而武帝却直截了当地说：“乳母欲得之乎?”遂以赐乳母。第二种形式是徙民赐田。自西汉初始，对于迁徙的豪族大姓一直是“与利田宅”。如《汉书·高帝纪》云：“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昭帝纪》云：“(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对于迁徙的百姓，也是赐予一定的钱财田宅。如《汉书·晁错传》记晁错向文帝建议徙民实边时，便主张政府为徙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室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武帝建元三年，对于徙民茂陵的人家，赐“户钱二十万，田二顷。”这种迁徙百姓赐予田宅的情况，至西汉末东汉时代，仍时而可见，但已不是西汉前中期那种较大规模的迁徙与赐田了。如《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条载：“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条记道：“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他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向贫民赐田。这种赐田带有赈济性质，数额有限。如《汉书·贡禹传》云：“故民弃本遂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如《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条云：“夏四月甲辰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第四种方式是军功赐田，主要实行在西汉初年。刘邦击败项羽后，一方面要求流亡民众“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另一方面，则实行“以有功劳行田宅”，对于立军功而得到高爵者，赐与田宅。《汉书·高帝纪》记其诏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上述几种私有土地产生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都是封建政府将国有土地中的一部分赋予它的臣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带有一定的授田制的痕迹，尤其是在贫民赐赋土地时，还往往“计口而给其田宅”或“各有差”，亦即按一定标准，统一赋予。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视为战国授田制的余绪。当然，这一时期的“授田”与战国授田制不可同日而语，其不同处主要有四：

第一，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浓厚的私有性。无论是农民依制占垦，还是赋民公田、赐民公田，在他们取得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同时，也取得了完整的所有权，既可以独自占有它，又可以自主地出售它。正因为如此，王立在占垦草田数百顷后，才可能以一万万的价格卖给政府，贡禹也才会发出“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4](《贡禹传》)的感叹。

第二，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强烈的不平等性。比如占垦荒田，王立可占垦数百顷，广陵王也曾占有大片射陂草田，而一般百姓家，绝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条件。汉代国有土地赋赐的不平等性在赐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王公贵戚，可以赐田数百顷乃至数千顷，也可以应其所求，随意赐予;而对于庶民百姓，却要计口给田，赐田有差。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对于庶民百姓，也不是完全平等。比如前引章帝元和元年的赐田，便是“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1](《章帝纪》)。这里既为受赐者提供雇佣劳动，又附加了种种优厚条件，实际上是对大土地经营者的优渥，一般百姓是与之无缘的。

第三，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较强的权益转让色彩，或者说是所有权转让色彩。战国时代，各国君主将国有土地授予民众时，并未有“恩赐”的念头，也并不认为是将属于自己的经济权益转让给了哪一方，他们“天经地义”地进行着土地的分配与权利的分割，“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7](《王制》)，认为这是其基本职责，也是国家安定的基点。而到汉代，封建统治者在把国有土地赋予他人时，便带有了浓重的“恩赐”意识，已清楚地认为是在将本属于自己的经济权益转手他人。两相比较，我们似乎能感觉到战国土地国有制与两汉土地国有制的基本区别。简言之，战国土地国有制，还带有一些宗族土地所有制色彩，国家所有权意识还不十分强烈，而两汉的土地国有制则又沾染上了一些土地私有制的风习，使其直接掌握者——皇帝及统治集团有比较强烈的将国有土地等同于集团所有的倾向。

第四，较之战国授田制，它有着明显的功利性。这一时期，汉王朝对于民众的赋田也好，赐田也好，一般都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而实行的临时措置。比如：有时是因为水旱蝗灾，百姓饥困;有时是因为豪强兼并，民不聊生;有时则是为了垦荒殖谷，扩大税基。总之，汉王朝未作为一项一以贯之的基本经济政策，而且也多是局部性与小范围的行动。

2.土地买卖

土地买卖是两汉私有土地增加的重要途径，也是人们取得私有土地的最主要手段。达官贵人们所拥有的土地多是买卖而来，豪强地主的土地也多是买卖而来，至于那些商人、地主以及民间致富者所增加的土地更是由买卖而来。如：西汉张禹“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3](《张禹传》);东汉的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1](《马援传附子防传》)。这些是达官贵人买田之例。汉代的那些豪族们也是“膏田满野”，“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1](《仲长统传》)，其土地当然也是买卖所得。再如：西汉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归成都买田宅成富人”[4](《司马相如传》);卜式“人山牧十余年，羊致千余头，买田宅”[1](《阴识传》);宣帝时人阴子方“暴至巨富，田至七百余顷”[4](《陈汤传》)。这些都是商人、地主、民间致富者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