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市和虚市的出现，是商品经济深入到农村的反映。除了这些市场之外，乡村中还有不少走村串巷的商贩，他们把商品直接送至了农民的家门口。史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三吴一带，“人竞商贩，不为田业[9]。《梁书》卷三十八《贺琛传》言山阴人贺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载吴郡人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这些小商贩游走乡村，为农民提供了便利。《宋书》卷九一《孝义传》载会稽永兴郭原平，为人佣作，以获得的工钱维生，“受直归家，于里中买籴，然后举爨”。《南齐书》卷五五《孝义传》亦载永兴县在“元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屋饥饿”。商贩不来，全村竟然全体陷入饥荒之中，可见三吴地区的乡村对商贸的依赖程度。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上而下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大都市中，市场发育最为充分，不仅出现了有一定规模的市场，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专业市场，使之成为全国性的商贸中心。在各个地区，则建立起了地区性中心市场，成为市场体系中上下联结的枢纽。在县城以下的广大乡村地区，市场发育最不成熟，只有临时的，不固定的集市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商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十分显著的，不论是在大都市，还是在地区性中心市场，特别是在广大的乡村市场中，南方地区都远远地超过北方地区。代表了当时商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举例来说，当时南北互市贸易比较兴盛，由于北方商品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商品种类也不如南方齐全，北方官员往往利用出使的机会在建康市场上大量采购物品。史载东魏武定年间，李绘为“聘梁使主”，随他出使的“前后行人，皆通启求市，绘独守清高，梁人重其廉洁”[10]。北齐年间，封孝琰使陈，魏收“牒令其门客俱行，遇昆仑舶至，得奇货猓然褥表、美玉盈尺等数十件”⑾。昆仑舶来自南洋诸岛或印度半岛南部，舶来品中多奇珍，价值极高。魏收因此获罪，当判流放之刑，后以钱赎，未受论处。

一、 市场管理制度

在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市场管理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对市场的统属关系、管理机构的设立和职责以及处理市场纠纷的办法等，都做出了一些规定。当然.这类市场管理制度仍不完善，但毕竟有了一个初步的制度框架。

市场直属当地政府管理。在南方地区，市场所在地的地方政府负有监控市场、整顿市容的责任。王彪之《整市教》称：“近检校山阴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属城承宽，亦皆如之。”⑿这说明了各级政府都负有统一管理市场的职责。

东晋南朝市场管理官员有多种名号，以市令、市长为首，或又称太市令，北魏市场管理官员称为市令。关于市令的职掌。晋成公绥<市长箴》曰：“贸迁有无，市朝有处。人以攸资，货以攸叙。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⒀可见市场管理官员主要负有管理市场、维持秩序和征收商税两大职责。关于维持市场秩序这一职责，史书中有不少记载，此处不再一一列举，仅以下列一条加以说明：《南史》卷五《齐本纪下》载齐东昏侯“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裨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南朝都城建康市场众多，交易频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影响所及，就连皇帝、贵妃也想过一把管理市场、维持秩序的瘾。

征收商税，是市令的重要职责。市租是商税的主要税种。数额较重，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就连皇帝对此也供认不讳。《宋书》卷三<武帝纪下》载永初元年(420年)七月诏曰：“市税繁苦，优量减降。”《陈书》卷五《宣帝纪》亦载太建十一年(579年)十二月诏曰：“重以旗亭关市，税敛繁多，不广都内之钱，非供水衡之资，逼遏商贾，营谋私蓄。靖怀众弊，宜事改张。”估税是东晋后加征的新税种，《隋书》卷二四《食货志》曰：“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商品过境税，主要有关津税、牛埭税、桁渡税等。各级政府还常常税外加税。税额不断提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如陈后主统治年间，为维持其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巧立名目，额外开征，“每岁所人，过于常格数十倍”⒁。北魏王朝征收商税较晚，史载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弛关津之禁。任其去来。”⒂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又税市，入者人一钱，其店舍又为五等，收税有差。”⒃不论买方还是卖方，不论成交与否，只在进入市门时，向守着市门的市场管理人员交一个铜钱，税额比南方要轻。

市场是利薮所在，管理市场的官吏多借其职务的便利。大肆中饱私囊。《南齐书》卷四十《竟陵王子良传》载萧子良言道：“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赀，许以贾炫，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兼复交关津要，共相唇齿，愚野未闲，必加陵诳，罪无大小，横没赀载。凡求试谷帛，类非谦谨，未解在事所以开容?”在传统体制之下，入市经营的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者，饱受贪官污吏的压迫盘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的发展，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

市场直接管理机构所在称为旗亭，陈张正见《日中市朝满诗》云：“云阁绮霞生，旗亭丽日明;尘飞三市路，盖入九重城。”⒄市场开市的时间，当时也有规定，一般日中开市，黄昏罢市。梁庾肩吾《看放市诗》云：“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⒅洛阳建春门外建阳里中建有钟鼓楼，“里内有土台，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时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⒆

由于市场上弄虚作假、短斤缺两的行为常常发生，在市场中置标准衡器，为买卖双方提供权威的标准，是十分必要的一个措施，也是调解市场纠纷的办法。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高欢发布命令，在邺城二市及“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秤，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⒇其实，这一制度并不始建于东魏时期。据文物考古学者研究，南朝画家张僧繇所绘《执秤图》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杆秤形象。图虽系后人临摹，但反映南朝实际是可信的。从服饰来看，执秤者很可能是官府掌管秤的官员，所执的秤也应该是制作比较精细的标准器。敦煌莫高窟北魏壁画中执秤者所提的杆秤与此属同一时代，

却显得原始、粗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比北方地区更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