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清理了“左”倾思想的错误，出现空前未有的思想活跃的局面，研究成果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

新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了几个显著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逐渐摆脱了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强调研究工作要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和原则出发;研究领域多方面拓宽，研究课题更加贴近现实和注重学科的生长点;重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借鉴西方近现代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一些传统的历史观念和认识受到了挑战，对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提出重新评价;涌现了一批很有潜力和发展前途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队伍从总体上说来知识结构较前更趋合理。

文化史是新时期最早引人注目的热门研究领域。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到了冷落。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探索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负面作用，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背景等问题倍受人们关注，从而引起了一股“文化热”。以研究文化史为宗旨而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各种有关文化史的论著也大量涌现。但随之也出现了泛文化的现象，诸如政治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江湖文化，乃至神鬼文化等等，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门方兴未艾的分支学科其内涵和外延都是相当模糊而有待界定的。

社会史也是新时期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就社会史的某些内容来说，如阶级结构、财产形态、宗法制度等，过去大都是作为社会经济史的组成部分来考察的。而有关社会史的其他一些内容，如社会组织、职业群体、家庭模式、婚姻形态、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则很少有专门的研究。80年代以来，无论是传统的课题或新的课题，都有许多可喜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如：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彭卫《汉代婚姻形态》，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等。

经济史研究获得了丰硕成果。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封建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城镇经济的功能和历史作用，以及全国性市场的形成等问题，都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较早对封建经济结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性专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自成体系，堪称鸿篇巨制。但书中有些观点，如认为春秋战国以后是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变态封建制度”，引起颇多争议。断代经济史已出版漆侠《宋代经济史》和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有关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研究比过去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农业史专著有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和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季刊，以其丰富多采的内容获得了广泛赞誉。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入。陕西岐山董家村裘卫四器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使人们对西周和秦代的土地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问世，为均田制研究增添了新鲜资料。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认为明清时代从永佃权到“一田两主”的演变，反映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分割。已出版的土地制度史专著有陈守实《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和赵俪生《中国土地制度史》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资料汇编。手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较少，值得一提的专著有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史》，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等。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由手工业部门向农业延伸，并且由地区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发展。重要的专著有：李文治等《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以徽州地区成绩最大，已出版的专著有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等。政治史研究不再局限于农民战争史，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史成为新的关注重点。日知认为城邦制度是世界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先秦时代的国家不是君主专制政体，而是城邦民主共和政体。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关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历史作用，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清理了文化革命前把农民战争历史作用拔高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多数学者认为旧式农民战争既有革命性，也有封建性。但有些问题也还存在着分歧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战争非但没有推动历史前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这种观点看来很难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民族史研究也有很大进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多数学者认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逐步接近，共同缔造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许多少数民族的族源，经过讨论已逐渐取得一致的意见。关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认识虽然还存在分歧，但也有所接近。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族别史的专著，综合性的多卷本民族史著作则有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和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边疆史和历史地理与现实关系特别密切，有关的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历史地理研究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向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发展。谭其骧主编的八册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记载为基础，吸收考古、地理、民族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是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丝绸之路”的成果最为突出。有关我国和中亚、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正在兴起。我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关系史的研究，在以往基础上也获得了不少进展。

思想史和史学史研究取得不少新的成果。多数学者已不再把思想史简单归结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斗争史。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得到了充分肯定，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负面影响究应如何估计，认识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思想不但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还可以对西方现代社会补弊纠偏。也有的学者反对无批判地赞颂传统思想的价值，认为应该警惕复古倾向的沉渣泛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通过百家争鸣解决。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思想史专著有：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白寿彝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对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系统看法。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改变过去集中在《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少数名著的状况，对唐代、宋代和近代史学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已出版的史学史重要专著有：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陈清泉、苏双碧等编《中国史学家评传》，肖黎主编《中国史学四十年》等。

80年代以来，断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由于考古发掘的新发现，中国文明产生的时间有可能比原先的说法提前，黄河流域也不再被认为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摇篮。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任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的出版，为殷商史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新的甲骨、青铜器、帛书和简牍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学者们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的认识。由唐长孺主编的《吐鲁番文书》的出版，推动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开拓了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从先秦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阶级关系、商业和商人资本、城市交通、民族关系、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出版的专著和发表的论文，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大大超过了“文革”以前。综合性的断代史著作也出版了不少。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能略举若干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介绍，如林剑鸣《秦史稿》，吴天墀《西夏史稿》，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南炳文、汤纲《明史》，王戎笙、李洵等《清代全史》，马曜、缪鸾和《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高敏《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探讨》，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华山《宋史论集》，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王思治、何龄修、张杰夫主编《清代人物传稿》，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等。

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十分活跃的局面。总的趋向是研究领域大大拓展，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比先前客观和全面。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是具有革命性和封建性的两重性政权，并且逐渐向封建专制政权转化。对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神秘主义采取批判态度，认为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方面又具有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性和落后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中国近代化进程问题的争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李时岳不同意胡绳在50年代所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看作是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四个阶梯”。李时岳还认为，近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由封建变为半封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汪敬虞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不可分割的，这个提法之所以科学和准确，就在于它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又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不到发展的另一面。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是历史的沉沦，不是时代的进步。在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讨论中，也出现有的论者只赞扬改良而贬抑革命，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这种观点显然无法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已出版的近代史专著，比较重要的有：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戚其章《甲午战争史》，汤志钧《戊戌变法史》，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