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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五、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其经验教训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学掀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旧中国长期处于被排斥地位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1950年，七十高龄的陈垣先生在给朋友的信中热切表示：“一切从头学起。年老就衰，时感不足，为可恨事。”〔20〕陈垣的话，表达了许多史学家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真诚愿望。50年代初期，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通过学习，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历史观点取得了共识。

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寻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甚至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封建国家和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导致农民起义史不绝书的根本原因。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是推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既有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的一面，又有民族友好、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一面。必须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与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严格区别开来。

第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正是在上述这些基本观点获得共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随着史学主流的转变，史学家所关注的研究课题也有了新的变化。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首先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包括徐中舒、嵇文甫、唐兰、于省吾、杨向奎、张政烺、童书业、杨宽、何兹全、王仲荦、王玉哲、王毓铨、束世澂、金景芳、日知等著名学者，都积极投入了古代史分期的讨论。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和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以及后来该刊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和尚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及其增长》，都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在一些刊物上开展的关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的讨论，尤为广泛和热烈。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表明，在历史研究中，即使大家都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但对理论的理解和对历史的认识仍然会有不少分歧。这种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促进史学的健康发展。事实上，正是上述这些问题的讨论，培养了一批后来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史学家。有关讨论的论文：出版了好多部专集，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李亚农《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尚钺《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赵俪生、高昭一《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探索》等。

应该指出的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史学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史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并不限于上述热门问题。这方面还可以举出许多重要著作，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二、三编，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赵纪彬《论语新探》，杨宽《古史新探》和《战国史》，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韩国磐《隋唐的均田制度》，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史念海《河山集》，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冯友兰这个时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一、二集，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批评，但我们应该承认，他在主观上是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来重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后，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这对专门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鼓励。从50年代到60年代初，纯考据性的史学论文从数量上说虽然比建国前大大减少，但也时有一些佳作发表。这个时期还出版了不少基本上属于考据性的专著，如吴晗《读史劄记》，刘节《古史考存》，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代学术史略》改题重版)，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岑仲勉《隋唐史》和《突厥集史》，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谢国桢《南明史略》，王锺翰《清史杂考》，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等。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建国后有显著加强。近代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但有组织有计划地整理、编纂和出版，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一种专题资料的出版，为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很大方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帝国主义侵华史、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是这个时期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出版的重要专著有：刘大年《美国侵华史》和《中国近代史诸问题》，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一、二卷，丁名楠、余绳武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黎澍《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等。现代史研究在五六十年代侧重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最具权威性的专著。此外如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在五六十年代也都有较大的影响。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试图突破革命史的框架，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

如上所述，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这十七年间，我国历史学所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前些年有的人竭力贬低这十七年史学的成就，甚至说这十七年一部中国史变成了农民战争史，这是非常片面和不实事求是的。当然，我们也无需讳言这十七年史学发展存在着许多不足和失误，诸如：简单化、公式化而不重视中国历史特点的教条主义毛病;研究视野过于狭窄，课题过于单调，对于文化史、社会史和其他一些重要的领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时，有“贴标签”和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庸俗化地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把农民战争说成是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的史学遗产更多地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学术成果既缺乏了解又盲目排斥;等等。产生这些不足和失误的原因，从史学工作者自身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片面性;另一方面，则是历次政治运动“左”倾思想对史学发展的直接干扰和消极影响。

史学是联结现实和历史的一门科学。不仅近现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有密切关系，而且古代史研究的视角和价值判断也不能不受现实的制约。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认为史学可以脱离现实而躲进象牙之塔，而且主张史学应该为现实服务。但历史研究如果完全按照现实的需要来剪裁历史事实，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来，必须从学科建设的需要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史学家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和繁荣。50年代前期，史学界之所以呈现出比较生动活泼的局面，这与党当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有很大关系的。但以后由于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严重影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建国初期开展的胡适思想批判，固然有它特定的时代需要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批判中未能把胡适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区别开来，在批判胡适的主观唯心论历史观时，也未能对他提倡的实证研究方法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贬低考据工作和忽视实证史学基本训练的消极后果。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把雷海宗认为奴隶社会“只能是例外，不可能形成通例”的学术理论观点，以及向达和荣孟源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所提的一些正常意见，都当作“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来批判。1958年，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的资产阶级学术批判运动中，一大批著名的史学家都受到了无端的指责。有的高校师生还提出“要打破王朝体系”和“以论代史”的错误口号。随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而引发的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也波及到史学界。对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持有独立见解的尚钺，被扣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帽子。这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都严重挫伤了史学工作者政治上和学术上的积极性，并助长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错误倾向的滋长。

60年代初，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都曾经对当时史学界所存在的“左”倾思想和非历史主义倾向提出过批评意见。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下，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吴晗、翦伯赞首先成为“四人帮”迫害的对象。在十年浩劫中，一大批史学家遭到残酷斗争，有的含冤去世。正常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完全陷于停顿，许多史学家多年的学术成果毁于一旦。而“四人帮”在他们垮台的前夕，还发动了一场所谓“批儒评法”的闹剧，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使备受摧残的历史学又蒙受了一层耻辱。

六、充满生机的新时期历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