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儁僭立，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韩)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到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以为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于震，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幽契之符也。” 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17]

前燕的纷争正是后赵曾经遇到过的上接哪个朝代的问题。在当时，此问题关乎如何对待其他胡人集团，如何建立或者恢复华夏正统秩序。前述后赵的儒生显然是只接纳自己的主人为华夏一员，却拒绝承认前赵。前燕也有相似的一派人，而且还占主流。他们主张燕国上承西晋为水德，不承认胡人政权前赵和后赵的帝德。前燕很长一段时间奉西晋正朔，坚持汉化，有这么一派人在朝廷上鼓噪，非常正常。很可注意的是，慕容儁的思路也一样，很不愿与其他胡人为伍。后来北魏孝文帝否认十六国所有的胡人政权(详后)，也是同一种心态。这种现象反映了当时胡人君主普遍十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实在令人叹息。但是，韩恒却力排众议，主张承认前赵和后赵的合法性，定燕国为木德，代表了胡人合法性问题纷争中的另一种声音，而且是更加理性的声音。可惜没有史料详细解释他的思路。根据常理推测，他那番话背后暗含的意思是：如果仅仅因为前赵和后赵是胡人，就不承认其合法性，那后来人也可以因为前燕是胡人，而不承认前燕的合法性。承认前后赵，就是承认自己，为后来人树立“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普世榜样。这样一来，燕国才可能真正进入华夏正统链。韩恒可以说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少见的胸怀宽广，而且很有思想的儒生，说他的正统观是胡汉关系理论的一次飞跃，也不为过。虽然慕容儁仍然很不情愿与胡人为伍，但到了慕容暐时期却顺应了历史潮流。据《晋书 . 慕容暐载记》记载：“暐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18]胡人政权为后世官方正式承认，哪怕是胡人的官方，也是一次重大转折。

前秦：《晋书》说苻健于352年在长安 “即皇帝位”。[19]同年正好慕容儁也称帝，苻健不可能继承前燕帝德。若继承前朝帝德，当承前赵或后赵为木，前赵都长安，承前赵之可能性更大。但是《晋书》并未提及定五行次的问题。前秦帝德为木，第一次出现在《晋书 . 姚苌载记》中：

太元十一年(386)，(姚)苌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为常安。(中略)自谓以火取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20]

此段史料说姚兴“承苻氏木行”，似乎前秦定过帝德。我们唯一看到的前秦谶纬，是在《晋书 . 苻洪载记》，说：“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 [21]大约这就是前秦为木德的来源。但那时苻洪尚未称帝，实在算不上正式的定五行次。至于其后是否补定，不得而知。苻生野蛮未化，不可能定五行次。苻坚最有可能，但他统治时期，仅如石勒先例，称大秦天王，未尝称帝。而且，他执政时，大半时间有王猛辅佐。王猛是无神论者，对图谶之术，极其反感。大约也不可能同意苻坚定五行次。但不管怎么说，《晋书 . 姚苌载记》记载了前秦的帝德，就肯定是有的。假如前秦真的定过木德，即与前燕并列。但有一点很重要，前秦也承认前后赵的合法性，说明当时的关中士大夫与韩恒的思路相同，也将胡人整体纳入华夏正统之中。这种做法，要么是两地儒家士大夫英雄所见略同，要么是关中儒生对韩恒那番话的精髓，心领神会。无论哪种情况，都说明当时胡汉精英都开始将胡人作为整体来接纳了。

后秦：由上引史料，已可见后秦定了帝德，为火，承前秦而来。胡人的正统地位第三次为后继政权所承认。因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肯定，到此时期，胡汉精英的主流在对胡族政权的定位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逐渐趋于理性和现实。

北魏初期：北魏之初，尚未控制中原，在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上，另辟蹊径，与中原的胡人政权思路很不同。据《魏书 . 太祖纪》记载：天兴二年(399)“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 [22]《魏书 . 礼志》也说：“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中略)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23]这是土德之论的官方说法，与刘向父子为王莽推演帝德时，不惜改变五行相克次序，千方百计地要把土德授予新莽的用意大致相同。崔玄伯建议北魏国号魏，虽未明说因为曹魏也是土德，却是那种效果，是双重保证北魏受土德的作法。这又与光武再受西汉火德之先例呼应。罗新说此次定帝德是承继后秦火德而来，似乎不妥。[24]当时后秦尚未灭亡，北魏的儒生不会做出如此不合情理的事。说北魏土德继承后秦是492年高闾的解释，已经是北魏行土德几乎一百年之后，很不可信(详后)。崔玄伯诸人的理由昭昭，不宜多作其他分析。

崔玄伯的思路不能完全看作是汉人士大夫的思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胡人统治者的意图。与刘汉否定西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奥妙来。刘汉恢复汉祚目的并不在于强调汉朝的正统性，而在于否定西晋的正统地位，所以根本不提再受火德。同样，北魏国号魏，行土德，也并不在于恢复魏祚，而在于否定西晋。这就是为什么崔玄伯等人不提北魏是恢复曹魏国祚，却声称北魏再受黄帝土德。北魏初期统治者对西晋的敌意，可以从北魏初期统治者反感西晋文化清楚地感受到。力微四十二年，遣太子如魏，观风土。五十六年，中土已经是西晋天下，太子再次入晋。“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25]此太子已经变得非常晋化。但是当他回到代北，却遭遇固执鲜卑民俗者的强烈抵制。据记载：

(五十八年)，始祖闻帝归，大悦，之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如何?’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塞南，矫害帝。[26]

力微太子大约是第一个因晋化而刺激了拓跋部民族感情的鲜卑人，虽身为太子也不免杀身之祸。很可注意的是，害他的拓跋部人所持之理由，是他不能保持鲜卑人的“淳朴”，可见拓跋部人对西晋文化是多么的不能接受。到北魏统一北方，拓跋鲜卑对西晋的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据《魏书》卷三三《公孙表传》记载，魏太祖拓跋珪在总结燕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道其巧利”，故 “深非之”。[27]此所谓“启其机心，而道其巧利”，即是指燕国的汉化改革及其向慕华夏文化的风气，改变了鲜卑人“敦朴”的“国俗”，所以引起了人心混乱，终至于国家灭亡。慕容部乃鲜卑人中间最为汉化的一支，从曹魏时期起，就很向慕汉风，慕容廆时期又进行过汉化改革。其后，慕容部人对汉文化一直非常认同，至拓跋魏统一中原之时，他们已经汉化很深了。慕容廆汉化改革之际，其榜样正好是西晋。因此，西晋文化不可能为“深非” 慕容部的北魏统治者所喜好。同样，西晋的国祚也不可能为其所承认，所以他们宁愿恢复远古黄帝的五行帝德，曹魏五行次“暗合”，还为以后继承后秦帝德留下空间。至于有学者称作此选择是因为拓跋魏尊崇曹魏，笔者认为是过分索隐，因为在当时那不是有说服力的理由，聪明如崔玄伯根本不提。虽然他利用了人们的联想，以达到“暗合” 曹魏的效果，但与刘汉公开宣称恢复汉祚的情形完全不同。何况刘汉不宣布再受两汉火德，有可能是为西晋灭亡以后继承西晋帝德预留空间，北魏初期不宣布再受曹魏帝德，是为取代中原的后秦帝德预留空间，也未可知。

夏：418年，赫连勃勃攻陷长安后，即皇帝位。正史并没有记载赫连勃勃颁诏定五行次为金，只是“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28] 虽然胡义周的《统万铭》中写到“金精南迈，天辉北映”，那是说夏禹，而非指赫连勃勃。[29]赫连勃勃将自己的源头接到夏朝，与刘元海将其政权的源头接到汉朝，北魏初期将自己的源头接到黄帝的做法相似，但更极端。刘汉和北魏都明里暗里找了个比较近的朝代去攀附，赫连勃勃却谁都不攀附。根据他自己的理由，乃是因为“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30]赫连氏提出此说，与其汉化很浅有关，一如石勒石虎，以及北魏初期的统治者，对汉代以来胡汉都共同坚持的华夏正统，不那么看重。这种看似复古，实则抵制当代汉文化的手法，北周和隋初还会见到，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很值得研究的另一个问题。

北魏孝文帝时期：至此，北魏行土德已近百年，祖宗成法，孝文帝没有改变的余地。但是因为北魏初期的帝德之说很不合汉魏以来的潮流，不重新调整说法，显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加上后秦是火德，到孝文帝的时代，后秦已亡，似乎给人一个印象，北魏公开说是黄帝之后而行土德，而暗地里却与胡人唱和，继承了后秦的帝德。而且，由于北魏之初抗拒汉化，也不否认后秦灭亡之后，北魏默认继承其火德的可能性。前述预留空间的猜测，可为一旁证。根据高闾的考证，后秦灭亡(417)之后，北魏的确曾有一次重申土德，表明继承后秦帝德的举动：“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31] 前秦与北魏关系一向很密切，聘使往来频繁。姚泓被刘宋灭亡之后，其匈奴镇将姚成都与其弟和都举镇降魏。[32]明元帝拓跋嗣还特地下诏：“河东，河内有姚泓子弟播越民间，能有送致京师者赏之。”[33]可见当时拓跋嗣将拯救后秦宗室当作己任。笔者认为，这不但因为后秦与北魏关系密切，而且后秦是被刘宋灭亡的，它的灭国是整个北方的挫折。以此种情形推测，即便是一种对南方政权的姿态，北魏也应该表明继承后秦帝德的立场。高闾的考证是很可信的。即便高氏的考证不成立，按照十六国已经连续三次承认前朝帝德的趋势，北魏此时顺应潮流，重申土德，并加入承认后秦的内容，并不困难，也有利于胡人的整体利益。

但是，孝文帝沉迷于推行汉化政策，很不屑与其他胡人为伍，且不说北魏可能有过重申土德，以继承后秦帝德，即便没有，他也生怕有瓜田李下之嫌疑，必欲彻底避开后秦而后快，再定帝德乃势所必然。再定帝德意味着改变祖宗成制，于是交与大臣讨论。孝文帝早已胸有成竹，这本来是一次走过场的讨论，但诚实的高闾还是说出了应该继承十六国传统的理由。他说：

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异尚;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中略)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中略)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34]

有这些理由，再加上前引后秦灭亡后，北魏曾重申过土德，以示继承后秦帝德，高闾的主张是很合理的。他与韩恒的思路相同，主张“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承认前朝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秘书丞李彪和著作郎崔光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的主要根据是：首先，神元帝与晋武帝交好。刘石起兵时，北魏先祖桓帝和穆帝是以抗击胡人，保护晋人为宗旨。以后诸帝也以消灭中原胡人为使命。司马氏灭亡之际，北魏正好建国，所以当继承晋德。其次，“自周之灭及汉正号，几六十年，著符尚赤。(中略)自有晋倾沦，暨登国肇号，亦几六十余载，物色旗帜，率多从黑。是又自然合应，玄同汉始。”其三，秦朝不为汉朝承认，十六国诸政权更不能获北魏承认。[35]这一派的意见无论哪一条都极其不合逻辑。晋朝倾覆之际，北魏还不曾建国，只是称代王，哪有资格继承西晋帝德?何况北魏初期对西晋的敌意已如前述，非常清楚，何来与西晋的友善关系?时间六十余年纯属牵强附会，从西晋316年灭国到登国元年(386)明明是七十整年。以汉承周德来比拟魏承晋德一说，更加无稽。汉朝只跳过秦朝，北魏则跳过了十六国三个帝德连续的朝代。何况真正把秦朝永远排斥在外的是王莽，而不是汉朝(见前)。不过，强词夺理之论本是无逻辑可以分析的。诸人最后还给主土派扣了一顶大帽子：“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 [36]讨论到了这种地步，已经不是平等对话。孝文帝本有倾向性，主水派的图穷匕首见，替他挡了所有反对者的言路，采用主水派的意见就毫无悬念。太和十六年(492)正月“诏定行次，以水承金。”[37]这次定五行次可以说是十六国北朝历史上一个新的转折点，即中原地区已经形成的承认胡人王朝正统地位的共识被推翻了(北魏初也不承认，但毕竟那时北魏地处偏壤，对中原政治的影响甚微)。当时还未迁都洛阳，但由此已可感觉到汉化措施来势很猛。虽然新的帝德定法看似更汉化，但却是将胡人推开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倒行逆施，辜负了十六国胡汉精英将胡人纳入华夏大家庭的共同努力。所以，除了孝文帝及其追随者以外，普通人可能都被得罪了，不但伤及鲜卑人，也伤及其他胡人。北魏末年几乎是全体胡人大反叛，是否有孝文帝将所有胡人排斥在华夏正统之外的因素，很值得深思。

北齐：北齐取代东魏是“禅让”的方式，自然承认前朝胡人政权的合法性。但是正史上只记载北齐宣布取代东魏，却没有记载颁布新的帝德，非常令人费解。似乎北齐曾经有过推演帝德的尝试，但所得谶纬图瑞却很奇怪。550年文宣即位之日，也有“京师获赤雀，献于南郊”的记载。[38]按谶纬推演标准，赤雀呈祥，似乎该是应火德。隋朝建国时也有赤雀降临的记载，可以为佐证(见后)。但在五德推演中，北齐有这种符瑞却是不对的。出现这样不协调的符瑞，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北齐懾于宇文氏的威力，而不敢冒然行事。据《北齐书》卷三十《高德政传》记载，北齐文宣帝欲取魏而代之，遭到朝中很多大臣的强烈反对，杜弼的理由是：“关西是国家劲敌，若今受魏禅，恐其称义兵挟天子而东向，王将何以待之?”[39]也许正因为有此顾忌，文宣帝虽然坚持称帝，却以放弃继承魏朝五行帝德为妥协，以免惹怒宇文氏。儒生们弄出火德的符瑞，抑或是故意让推演帝德流产，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定?只是，此机会再也没有了。北齐所选择的代魏方式其实是向宇文氏发出分享天下的倡议，可见北齐从一开始就是苟且偏安的打算，最后被北周消灭就不足为憾了。

北周：北周代魏也是所谓“禅让”的方式，承认前朝胡人政权，没有任何问题。557年改朝换代之日，百官上奏议云：“今魏历告终，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实当行录，正用夏时，式遵圣道。惟文王诞玄气之祥，有黑水之识，服色尚乌。” [40]西魏延续北魏之水行，而周继魏运，当然是木次。在此问题上，宇文氏比高氏站得更高，一点也不折衷妥协，不作偏安的短期打算，时机一成熟就直接取代北魏帝德。这样一来，北方的正统链没出中断，也没有出现分岔。何况即便出现了，前边只有一个北魏，只是谁去继承它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继承它的问题。十六国那样的正统次序大混乱局面，再也不会有了。

到了隋朝代周，也是宫廷政变形式，更没有承认不承认前朝政权的问题，五行次之确定极为简单。据记载，“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 [41]火代木德，毫无悬念。

中国历史的正统链虽然经历了十六国和北魏时期的混乱，但到隋朝，已经理清了顺序。这个混乱的过程其实是各种正统观念的大交锋，是一场关于如何确定胡人地位问题的隔着时空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不仅对胡人逐渐建立华夏正统观，理清胡人与汉人，以及胡人与胡人之间的新关系，而且对汉人，尤其是儒家士大夫重新审视胡汉关系以及相关的儒家理论，都影响很大。我们至少看到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多次得到重申，第一，只承认自己，却否认其他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如后赵和北魏孝文帝;第二，既承认自己，也接纳前朝胡人政权进入华夏正统链，如前燕(韩恒)，前秦，后秦，北周，隋，可能还有北魏明元帝拓跋嗣;第三，用复古来否定所有胡汉政权，如北魏初期(崔玄伯)和赫连夏。观点虽然不同，但都围绕承认不承认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或者胡人愿意不愿意进入华夏正统链的问题而展开。由于参加交锋和辩论的主体均是胡人和他们麾下的儒士，承认不承认胡人朝廷是华夏正统，或者胡人愿意不愿意成为正统，都无法扭转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的大势。何况，第二种正统观毕竟是主流。隋朝征服陈朝，南北正统之争宣告结束，五行次序最后还是以胡人的朝代为主轴，延续下去了。胡族朝代可以纳入华夏正统(不仅仅是汉化)，从此有了先例;孔夫子那个“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理论，终于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以这种方式落到了实处，对中国历史的意义之重大，无论怎么估量，都是不过分的。

[1]《汉书》卷二五《孝文本纪》，第1213页。

[2]同卷，第1213页。

[3]关于王莽以前五德体系，请参考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台北：钟鼎文化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03-118页。

[4]《汉书》卷二五《郊祀志》，第1270页。

[5]关于此体系之得来，请参考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第118-124页。

[6]关于光武受火德，也请参考李汉三《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第125-131页。

[7]《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8-2649页。

[8]《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第26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