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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六国北朝时期五行帝德推演所反映的不同正统观

邹衍将殷周以来人君受命观念五行化，是建立在五行相克的原则之上的，从黄帝的土德开始，到夏禹的木克土，商汤的金克木，推到周文王的火克金。秦始皇统一中国，完全接受了邹衍的五德相克理论，自封水德，克火(周)而起。汉高祖建国，按理该克秦而为土德。但文帝丞相张苍却不同意，“推以为今水德”。[1]实际上，张苍代表了不承认秦朝合法性的一派。到文帝十五年，再次讨论五德，“申明土德事”。[2]说明汉文帝是承认秦朝的。[3]到王莽代汉是政变形式，很不符合当时一般人的改朝换代观念，用五行相克理论难以说通。为了解决合法性危机，刘向父子替他创立了建立了实用于和平演变的五德相生新秩序，即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终始轮流：“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始受木德，终而复始，自黄帝以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德火。”[4]。按李汉三的排列，新的五德相生秩序如下：

包羲氏木德——神农氏火德——黄帝土德——少暤金德——颛顼水德——帝喾木德——尧火德——舜土德——禹金德——商汤水德——周文王木德——汉高祖火德——新莽土德。[5]

这个排列法既保留了邹衍体系中黄帝土德的原始起点，又将秦朝排斥在外，还剥夺了汉朝的土徳资格，将其授予新莽政权，以示新莽与黄帝帝德相同的巧合，可谓天衣无缝，不能不说是很天才的推演法。刘氏父子的新体系不但解决了王莽在中国历史上的位置问题，其中涉及的天命符瑞还为王莽受汉帝禅让找到了理论依据，为后代的改朝换代辟出一条新路。首先承认和使用这个理论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他为了解决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声称再受汉朝的火德，遂有中兴之说。[6]刘氏父子推演帝德的方法，一劳永逸地为所有人解决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最佳的框架，还为残酷的政权交替披上了一层和平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王莽的篡权臭名昭著，但五行帝德推演却一直沿袭后代的根本原因。　　胡人入主中原，王莽的五行帝德推演中的符瑞图谶也是解决胡人合法性危机的最佳办法。寻求符瑞的实质是将君权的授予权交给天和神。既然是天和神来决定的事，就应该天命面前人人平等。同姓异姓之界限可以泯灭，胡族与汉族的界限也可以泯灭。此方法的具体使用，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并无创新。但是，由于牵涉胡人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其内涵不同于此前的所有改朝换代。虽然没有太多有关的理论资料留下来，其特殊含义却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尤其是当时胡族集团很多，政权更迭很频繁，地理区域又很分散，定帝德过程中出现的合法性之争，其实是当时各种正统观念以及如何确定胡人地位的大交锋，意义非同小可。从各朝如何排列五行帝德次序去透视各种观念差别和思想冲突，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十六国时期称王建国的朝廷众多，但真正称帝的却并不多，定五帝德的也就很有限。以下将对所有称过帝的胡族王朝进行逐个分析。

刘汉：刘汉是第一个在华夏神州建立的胡人政权，在合法性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据《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记载：

刘宣等人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恚。(中略)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7]

可见刘元海起兵之初利用的是胡人对西晋的仇恨，为了笼络胡人，不可以承认西晋政权的合法性。何况当时西晋未亡，从法理上也不可能取其帝德而代之。但是，汉人自古以来正统观念就很强烈，汉魏以后更有一套新的正统理论和实践。如果不将自己纳入华夏正统，又很难笼络人口众多而且对胡人抱有很深偏见的汉人。要解决此两难问题，必须说服胡汉民众，刘氏既反晋，又要尊崇汉人的正统。于是他们想出了恢复汉祚的变通办法：

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8]

这是借匈奴单于与王昭君的婚姻，与汉朝攀亲戚，以达到解决合法性危机的目的。这样一来，就类似光武中兴，再受火德。这种做法是不是奏效，难以判定，但总不失为一种解决难题的办法。不过，刘元海却从未象光武帝那样，正式宣布再受火德，可以理解为受汉祚不过是权宜之计，他并非真的那么崇尚汉朝。这样做最大的可能性是为消灭西晋以后正式取代其帝德，预留缓冲的空间。以汉家外甥的身份继承汉朝正统，还加上“兄终弟继”的匈奴传位理论，在当时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实在是没有说服力，十分笨拙的办法，不可能是刘汉政权统治者的真心所愿。据《晋书 .刘元海载记》记载，刘元海是儒化程度很高的胡人：

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颂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9]

受过如此良好的儒学教育，不会不了解新莽以来推演帝德之重要性，也不能不明白以外甥身份继承汉祚的滑稽可笑。306年，刘元海将首都迁到平阳后，有人从汾河里发现一块玉玺，“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10]本来王莽时代的遗物，对于以汉名国的刘氏没有直接用处，但因为王莽是异姓篡位，对于异族刘氏建立政权颇有象征意义和借鉴意义，所以刘元海十分重视，大有想要做点什么的意向。只是，他到死也没有如愿以偿。

前赵：刘曜迁都长安以后，西晋政权已经推翻，皇帝成了阶下囚，取而代之便顺理成章。于是改国号为赵，“以水承金行，国号为赵。牺牲尚黑，旗帜尚玄。”[11]此次改国号，定五行秩序，正式进入中国的法统五帝德系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也许人们早就对五德终始这种骗人的把戏见惯不惊，但是，此把戏用在胡人身上，却是中国历史上头一次。虽然也没有详细的资料说明为什么以水承金行，是谁的主意，但如前所述，刘氏君臣都深知，作为胡人的刘氏用外甥的名义去继承汉朝正统，不伦不类，很不合华夏制度。等到时机成熟，就该理顺统序。西晋灭亡，就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时机。古来改朝换代都是异姓崛起，如今将异姓换作异族，逻辑上也说得通，而且正是得了王莽改朝换代新理论的真传。还有一层意思，如果北方政权不去继承西晋的帝德，北方人的国家认同就会发生混乱。当时的北方人，无论胡汉都已经作了三十多年的西晋臣民。突然间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消失，要西晋臣民回去作汉朝的臣民，对他们的心理骚扰一点也不比在军事上征服他们更轻。如果继承西晋，则是正常的改朝换代，西晋在华夏正统链上还存在。虽然西晋臣民也很痛苦，还是有先例可寻。另外，当时南方还有东晋政权继续着晋朝的五行帝德。如果北方政权不取代西晋而受天命，东晋就是南北汉人共同向往的正朔所在，没有受正统天命的胡人政权很难为汉人所接纳。取代西晋五行帝德，则是正式否定东晋的合法性，使东晋政权边缘化。对于一直生活在天朝帝国中心区域的北方人来说，这一招很起作用，因为它利用了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来汇聚民心。北方再是胡人统治，也还是祖先留下的华夏神州，只要保持华夏正统不坠，北方人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作华夏帝国的臣民。谁来统治，倒在其次了。当时想出这一主意的人，很可能是刘曜的三公，太傅朱纪，太尉范隆，太保呼延晏等。但不论是谁，都可谓“为帝王师”的天才。他们为胡人所解决的合法性危机，丝毫不逊色于王莽的“国师”刘歆。

在另一面，承认并协助胡人进入华夏正统链，对士大夫来说，也是一次民族感情的危机。虽然没有资料记录他们的内心冲突，但一定不会是可以轻描淡写的平常事。当时很多汉族士大夫并不能接受胡人入主中原的事实，拒绝与胡人合作，甚至有人付出生命。比如，前燕的高瞻就是一例：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中略)光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中略)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入辽东。毖之与三国谋伐廆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廆。廆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数临侯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余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係，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馀，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乃辞疾笃，廆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廆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12]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作胡人的臣民，大约是我们后代人很难想象的心理折磨，“以殊俗不可降心”的确是当时很多儒家士大夫的普遍心态。他们连降心作胡人官吏都难以接受，遑论亲自为将胡人纳入华夏正统寻找理由。但是，并非所有汉族士大夫都象高瞻那么固执，因为也有很多人为了安身立命，以及实现自我价值，不得不进入胡人政权。但以儒家那么固执的“华夷之防“思想，要让他们从反感到接纳，再到为胡人解决合法性危机，不经历一番内心冲突，是不可能的。所幸儒家的理论很完备，很有伸缩性，“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法宝可以用来安慰汉族士大夫。此所谓“中国之”可理解成“以中国人的标准要求之(汉化)”，也可以理解成“以中国人的待遇待之”。何况，若从“用夏变夷”的角度去看，将胡人纳入正统华夏秩序，是在“以中国人的待遇待之”的同时，给他们套上“以中国人的标准要求之(汉化)”的框框，为进一步汉化胡人奠定了基础。世界上的事，有正面就有反面，反之亦然。

后赵：石勒于319年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称赵王。328年，“茌平令师懽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13]可见其身边的儒生循了前赵的旧例，要为他推演帝德，但是却否定前赵的合法地位。似乎那时石勒并不愿意接受，事情没有很快定下来。后来大臣们“以功业既隆，祥符并萃”，极力劝他称帝，石勒也并没有称帝，只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按理他不该有帝德。但是，后来“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14]石勒的犹豫是为什么，不得而知。有一种可能性，即他不在乎合法性问题，因为他没有汉人那样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打下天下，天下就是自己的，何关乎什么天命呢?石勒来自中亚，且无文化，汉化程度与匈奴刘氏不能比。《晋书 . 石勒载记》记载，石勒曾因为刘曜没有信守诺言，进石勒爵为赵王而发怒：“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15]他建国以后，将自己的族人称作“国人”，而且“讳胡尤深”，都说明他对华夏文化并不象其他胡人那么崇拜。这也是当时在胡人当中并不少见的一种观念，比如他的后继人石虎，就更加极端。只是石勒对在华夏之区如何治国安民毕竟很陌生，身边有很多儒家士大夫辅佐，在制定大政方针方面，还是会听从儒生们的意见。所以，在儒生们的再三催促下，他终于接受了五行帝德。

从后赵儒生不承认前赵合法地位，还可以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儒生在对待胡人问题上采用“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双重标准——他们对待自己的君主，是用“夷狄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路去包容，而转头对其他胡人统治者时，他们的思路立刻变成“华夷之防”，“华夷之辨”，绝不承认。换句话说，他们都把自己的君主当作独立的个案来处理，但胡人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不接纳的。也可见这一时期虽然儒家士大夫接纳了胡族统治者，却并没有整体接纳胡人。其胸襟再是扩大了，也还是有限的。

前燕：前燕政权最为汉化，所以252年慕容儁一称帝，就推演帝德。在选择什么为其帝德的问题上，还有一番争论。最初，因为燕国得到了西晋的传国玺，群臣便上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 [16]但是，《晋书 . 慕容儁载记》中却没有记载慕容儁是否选择了取代金行的决定，若是，则当为水德。这个答案却在同卷《韩恒传》才见到，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