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当然也包括其他历史学家)来说，近年来最有趣也最具有影响力的比较历史著作莫过于王国斌的《转变中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和彭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这两部著作尝试处理西方在过去两三个世纪崛起这个棘手的课题，不过，王国斌和彭幕兰有明显的差别：彭幕兰对经济发展的问题特别感兴趣，而王国斌则花更多篇幅探讨国家形成和民众抗争等课题。此外，正如作者本人说明的，彭幕兰更强调的是"全球的整合和相互的影响，并更多的把欧洲和中国以外的地方也纳入讨论"，而王国斌在更关心中国和欧洲的比较。不过，两位学者的共通之处远比他们的分别重要。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过去西方人随便拿欧洲和其他地方比较，实际上提出了一套错误的问题，他们被十九世纪欧洲中心的社会理论所约束，假设欧洲变迁的轨迹是常态，如果在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没有在其他地方诸如中国发生，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王国斌和彭幕兰都企图正面地与这种研究方法抗衡，坚持双向和相互的比较方法是必需的。两位学者都摆脱了欧洲中心的前设，在他们考察十八世纪后半期欧洲和中国的经济情况时(彭幕兰对于欧洲、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地的研究，都是分析了当地的一部分情况)，二人有许多可资并列之处。王说："十八世纪的欧洲与同时期的中国的共同之处多于其与十九、二十世纪的欧洲的共同之处。"彭幕兰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是更细致地描述地方上的差异。考察了十八世纪中期的历史，彭幕兰认为：

旧世界散布着好几个核心区域--长江三角洲、关东平原、英国、荷兰和古吉拉特--彼此有着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这些地区临近的大陆和次大陆都是找不到的(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数量众多的手工业、高度商品化的农业)。

鉴于当时部分欧洲地区和部分亚洲地区有着这么相近的经济条件，王国斌和彭幕兰接下来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就再不是亚洲出了什么问题，而是1800年后欧洲--先是英国、然后是欧洲其他核心地区--为什么会出现那么极端的经济变迁，这些变迁又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即使是发展程度最高的亚洲地区。虽然两位学者在回应这个问题时，都同意英国的技术创新和使用新的能源(煤)是最关键的因素，但王国斌也特别强调变动中的欧洲政治经济所出现的某些结构性特征所发挥的解放作用;而彭幕兰提出的解释，则更着重欧洲之外的因素，尤其是欧洲参加了新的贸易体系，和新世界及其资源带来的意外收获。

尽管王国斌曾经表明，他这本著作"主要是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其次才是一本有关欧洲历史的书";尽管在处理中国历史时，王小心翼翼地避免给欧洲历史的观点引导，我自己的观点却是：王国斌这本书主要讲的并不是中国。于我来说，王这本书最值得称道的价值，是它谨慎地建构和发挥了一套新鲜而不偏不倚的方法来进行比较历史的研究。这套方法没有偏执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轨道，因而使我们得以泯除偏见，就任何一个地方的历史都可以提出问题。在彭幕兰的研究中，就整体的方法而言，没有那么着重比较(尽管他要比较的空间领域比王辽阔)，而把焦点集中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和东亚各自走上不同的经济轨道的问题上。虽然彭幕兰企图展示"一旦我们把中国从’欧洲的反面’这个角色解放出来，中国的发展看起来便觉焕然一新……一旦我们看到欧洲的经济和那些我们过去以为与欧洲不同的地方的经济其实有许多相同之处，欧洲的历史看起来也会焕然一新"，但彭幕兰的首要目标，是寻求一种新的眼光，回答现代的世界经济如何产生的问题。因此，同王国斌一样，彭幕兰虽然花了许多篇幅讨论中国，也力求写好中国的部分，但他最终感到兴趣的课题是超越了中国历史的。

上述的学术研究主要关心的是世界历史，称之为"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似乎是很不恰当的。至于那些把中国看成是更广阔的地区系统的一个部分的研究，情况似乎也大同小异。作为个别的国家与世界之间的类目，区域有其自己的历史韵律，也因此须要从一个以区域为中心的眼光审视(这是从事区域研究的人告诉我们的)。例如，日本经济史学家滨下武志便呼吁我们应该"把东亚看成是一个有自己的霸权结构的、经过一个历史过程组合而成的区域来理解"。这个区域之所以"进入近代阶段，并不是由于欧洲势力的来临，而是因为传统的、以中国中心的朝贡制度内在的机制推动所致"。数个世纪以前中国开启的朝贡制度，形成了一个松散的政治整合系统，涵盖了亚洲和东南亚。朝贡制度不仅包含两个国家(中国与朝贡国)的关系，在某些时候更包含着一个象卫星似的朝贡关系--曾几何时，越南向老挝和高丽索取朝贡，而向中国朝贡的国家也派遣朝贡到日本，琉球的国王在清朝/德川年代，也分别与江户(东京)和北京有朝贡关系--从而在整个地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关系。

滨下武志也指出，亚洲地区系统另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经济活动。在亚洲和东南亚，发展出一个商业关系的网络(通常在本质上是多边的)，与朝贡制度并行;这个网络，也与中国商人在东南亚商业渗透和从东南亚工作的工人关系密切。"朝贡货物和’礼品’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卖和买的关系。"商品的价格"多少是由北京的市场价格决定的"。滨下武志认为，事实上，从晚明开始，"构成整个复杂的贸易体系的基础，是由中国的价格结构决定的;而朝贡贸易区也形成了一个整合的’白银区’，使用白银为贸易的结算中介。这个朝贡贸易系统之所以能够运作，是因为对中国之外的地方的货品’需求’甚殷，而中国国内与国外的货品价格有所差别"(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滨下武志对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视，显示出他的分析与费正清和其他学者早期对"朝贡体系"的看法已相去甚远)。

虽然中国绝对是滨下武志的区域中心研究取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他经常使用"中国中心"Sinocentric这个词汇)，但从上述的讨论可知，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并不足以理解他所勾勒的亚洲区域系统。这在他另一部分的分析里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他在这一部分提出，在亚洲，海洋和陆地同样是历史活动重要的落脚点和决定因素，应得到同样的重视。虽然我们习惯把亚洲看成是一堆陆地单位的集成，但我们也不妨将之视为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海洋区域"，从亚洲的东北部一直延伸至大洋洲。滨下武志认为，一旦我们采取这种以海洋为中心的地理概念，便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亚洲内部的政治关系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会有这样的发展：

处于每个海洋区域的边沿的国家、区域和城市……既接近得足以互为影响，但也有相当的距离，以致不可能进一步融合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自主权构成一个重要的条件，建立起一种松散的政治整合形式，即朝贡制度。

面对一些更直接和广泛地关系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国中心观"是否是一种恰当或完备的研究取向，也再一次被质疑。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在这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中，我花了很大力气意图进入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和其他居住在华北平原的中国人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我用的可以说是中国中心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在当时参与这件事的非中国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也很感兴趣，并且不时指出中国和外国双方共同之处，虽然这部分的分析所占的篇幅较少。我这样的处理，提出了另一个研究取向，这是一个更着重以人为中心多于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