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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表狀箋啓書儀文集與晚唐五代政治

[內容提要]：唐五代表狀箋啓書儀文集雖淵源有漸，但其發展深受政治影響。唐前期朝廷以“王言之制”爲重，表狀製作基本與王言合爲一體。開、天中隨着邊境戰爭的拓展，表狀箋啓製作逐漸顯示其獨立性，並在安史之亂藩鎮割據形成後，作爲應付諸種政治關係的藩鎮掌記文學而興盛發達。文章的重心始從朝命所頒的詔制過渡到爲藩鎮傳旨達意的表狀箋啓，致使相關專集不斷出現，且與中朝制誥表狀集形成並駕齊驅的局面。晚唐五代藩鎮動亂與軍閥混戰，使這一文學與政治的結合空前密切，“箋表”體裁的製作及相關掌記人才應叨????伟l展，造就了晚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高度繁榮和輝煌的形勢，體現了時代大變動之下的一種新文化。

[關鍵字]：表狀箋啓書儀文集 掌記文學 藩鎮政治 新文化

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唐五代書儀門類品種甚多。就其大類而言之，除了著名的朋友書儀與綜合性的吉凶書儀外，還有周一良先生在《敦煌寫本書儀考》之一、之二中業已指出並作過研究的“表狀箋啓類書儀”[1]。此類書儀大體屬於官場中公私往來的文牘範疇，因其多用官文書形式而被命名。近年出版趙和平《敦煌表狀箋啓書儀輯校》一書錄有此類書儀如《甘棠集》、《記室備要》、《新集雜別紙》、《刺史書儀》、《縣令書儀》、《靈武節度使表狀集》、《靈武節度使書狀集》及歸義軍時期表狀集、雜謝賀語(以上均用原名或趙書暫定名)等計三十餘種[2]，時間多在晚唐五代，內容極其豐富。書作者對其文獻歷史價值均有相應的說明。與此類書儀産生問題有關，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一書[3]，也專辟“表狀文”一節，對於唐後期表狀箋啓類文體的流行及其作爲藩鎮使府文學的性質、作用作了介紹。不久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作《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4]，就此類書儀文集發展興盛的過程進行探討，並鈎稽文獻目錄記載的此類書儀文集百有餘部。鑒於表狀箋啓及相關書儀文集作爲某種文學形式的傳播與唐五代社會政治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故筆者擬對此再加闡述，以期爲文體與書儀文集內容形式的變化提供更多的背景材料和認識。

一

敦煌文獻中的表狀箋啓書儀雖多屬晚唐五代作品，但論其淵源卻要早得多。筆者在《敦煌表狀箋啓書儀探源》一文中曾指出此類書儀的前身是文集，它們與制誥集同樣，隨着漢魏南北朝官文書的成熟化而出現，並在《隋書•藝文志》中記有多部。不過唐初以後，此類專集的製作卻已經歸於消歇。從《舊唐書·經籍志》所載開元四部書目中即很少見到有唐初表狀箋啓類文集，說明當時並不以此類製作爲時尚。

表狀類文集的減少無疑符合當時的趨勢。《唐六典》卷一《尚書都省》記唐朝公式文，分爲“凡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冊、令、教、符”，和“凡下之所以達上”的“表、狀、箋、啓、辭、牒”;但是在唐前期的朝廷，後者的光輝似乎被前者所掩蓋。制敕是中書舍人專職，擅長者知名於時，其製作也被稱爲大手筆。如貞觀中爲太子舍人、崇賢館直學士的李義府，“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5]武則天時的鳳閣舍人李嶠，“則天深加接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6]玄宗朝又有李乂與蘇頲。《舊唐書》卷八八《蘇頲傳》記：“時李乂爲紫微侍郎，與頲對掌文誥。他日，上(玄宗)謂頲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謂之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讓之。’”蘇頲又與張說齊名。一代文宗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7]《新唐書》卷一二五《蘇頲傳》復曰：

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唯頲敍事外自爲文章”云。

燕、許者，乃以張說、蘇頲之國公封號以爲名。“燕許大手筆”即特指其能作詔誥一類的大文章，復能潤之以文采，所謂“惟頲敍事外自爲文章”爾。“燕許大手筆”的産生說明詔誥制冊類文已爲朝野注重的中心，並出現了相關人才。開、天中知名的“王言”製作者是一批人。內如張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8];齊澣“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義謨誥爲准的”[9];許景先自開元初，“與中書舍人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10];更出色的是孫逖，“逖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流歎服。議者以爲自開元已來，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爲王言之最。”[11]

開、天時期是王言製作的高峰期。圍繞朝廷和皇帝爲中心，文人以能作王言爲准的、爲“大手筆”，故保留下來的文集文作中也頗多王言。王言之外，承平之際雖亦頗多大臣的謝賀表章應時製作，但它們的性質可與王言視爲一體，所以包括制誥集或表狀集在內，似乎也都無獨立單出之必要。

不過，唐初以來擅作表狀箋啓的大家畢竟還是大有人在。如唐太宗記室房玄齡，“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初無稿草。”[12]又有薛收，爲房玄齡所薦。太宗召見問以經略，“收辯對縱橫，皆會旨要。”“時太宗專任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收，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太宗初授天策府上將，尚書令，命薛收與虞世南並作第一讓表，“竟用收者”。又以遊園獲白魚命爲獻表，“收援筆立就，不復停思，時人推其二表贍而速。”[13]初唐四傑中的王勃曾爲英王戲作鬥雞檄文而被高宗斥逐[14];駱賓王武則天之際參與徐敬業作亂，“敬業軍中書檄，皆賓王之詞也。”其所作討武后檄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15]，不僅令武則天拍案叫絕，也在後世膾炙人口。而與此兩人相比，陳子昂《上軍國機要事》、《諫靈駕入京書》、《諫雅州討生羌書》[16]等一類文章，更是氣勢磅礴、議論縱橫、不下於王言的大手筆。

當然就箋檄或書啓之作而言，還是隨著邊境戰事的頻繁愈來愈有用武之地。《張曲江文集》所載開元中張九齡所作給安西、河西、翰海、幽州、劍南等地諸軍、諸使的敕書，事實上便是朝廷遠端指揮邊軍作戰的戰書，其《賀北庭解圍仍有殺獲狀》、《賀破突厥狀》等賀狀中，也稱述了其時節度軍使蓋嘉摺?埵孬暤葘嵉貓蟾娴能娛伦酄頪17]。敦煌S.329《書儀鏡》中有“四海平蕃破國慶賀書”一組，完全是唐廷與吐蕃等征戰之際朝臣邊將的往來書信。而如果說，從這些敕書、賀狀乃至書檄中我們已不難窺見開、天中邊境戰事交爭、羽檄飛遞的情景，那麽安史亂後複雜多變的政局下此類作品的紛繁即更是可想而知了。

在筆者已作統計的一百余部唐五代表狀書儀文集中，大多是來自地方藩鎮的作品。內包括王重民先生已指出的李太華《掌記略》、《新掌記略》和林逢《續掌記略》，還有武元衡西川從事撰《臨淮尺題》、李商隱《樊南甲、乙集》、溫庭筠《漢南真稿》、夏侯韞《大中年與涼州書》、黃台《江西表狀》、羅隱《吳越掌記集》、《湘南應用集》，以及被稱作“刀尺”、“刀筆”、“啓事”、“四六集”等的一類著作[18]。從其名稱可以看出，安史之亂以後的表狀箋啓與前相比，不僅內容、規格不一，其製作也主要地不是出在中朝。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別集》卷七《掌書記廳壁記》實涉此點。其文借漢魏記室文章得人之難論以爲：“《續漢書·百官志》稱，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主上表章報書記。雖列於上宰之庭，然本爲從軍之職。故揚雄稱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臯，非夫天機殊捷，學源濬發;含思而九流委輸，揮毫而萬象駿奔;如庖丁提刃，爲之滿志，師文鼓瑟，效不可窮，則不能

從來史家論此條，都以爲李德裕“率用子弟”是李黨重門第的證據，或以爲“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是李德裕用人的兩個方面，並無關係。但是從《北夢瑣言》作者這裏將杜荀鶴“一篇一詠”之能及平曾、賈島“僻澀之才，無所採用”與“諳練故事，以濟緩急”的”經國大手”作對比來看，其中竟然也牽涉文體問題，即李德裕所重者，本爲經世治國的表章制誥實用性大文章，所用者乃是能作此類文章，熟知“故事”而長於應變的“大手筆”，即韓愈所說的“閎辨通敏，兼人之才”。從前揭劉三復事，知李德裕“獎拔孤寒”與“率用子弟”在這一方面並無矛盾且是完全一致的。這與僅能一觴一詠恰恰是“藝實”與“浮華”的兩種表現。由此而知德裕的“深嫉進士浮薄”至少原因之一是反對它僅以詩賦，而不是實用文以取士。(據《資治通鑒》卷二四四文宗太和七年(833)七月，記“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議論，不試詩賦。”結果不久即下制進士停試詩賦。所謂“議論”者正屬表狀類文章不可缺，這與上述德裕的旨趣正相一致。)

無獨有偶，與李德裕同樣重視章表之作的竟然還有作爲“牛黨中堅”的令狐楚。《唐摭言》卷五記曰：

令狐文公鎮三峰，時及秋賦，特置五(三?)場試：第一場雜文，第二場詩歌，第三場表檄。

案三峰在唐代指華州。此處言令狐楚“鎮三峰”者，當指其元和十三年任華州刺史。其“秋賦”的對象乃當州準備選送京城的舉子[38]。表檄在雜文、詩歌之外單獨被列爲一種，固然與令狐楚本人有此愛好與特長有關。令狐楚爲唐中後期章奏大家，前揭李德裕壁記及《舊唐書》本傳已提到。舊傳謂其少即學屬文，“弱冠應進士，貞元七年登第”，因隨父在太原，故相繼爲河東節度使李說、嚴綬、鄭儋所聘，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上述令狐楚的作品能爲德宗所辨，說明其章表已是自成一格、別有風韻。而他能在白刃逼迫之下從容作出令軍士感泣、穩定人心的動人篇章，也說明在章表方面的特殊功力。令狐楚之所作對後世不能無所影響，這恐怕也是在他以後，河東道極重掌記的原因。前揭《新唐書》言李商隱曾爲王茂元、盧弘正所聘，但李商隱文才正是受到令狐楚的栽培。“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39]

“今體章奏”即駢體章奏，令狐楚通過李商隱發展“今體章奏”，進一步證明了他對章表體裁的貢獻。非常耐人尋味的是，令狐楚與李德裕雖分屬兩黨，但對制誥表章類文體的重視卻並無不同。其區別只在於李德裕反對專以詩賦取士的進士科舉，而令狐楚卻是要將表狀文的考試補充融入科舉。爲什麽政治派別如此不同的人對於同一問題會有如此的共識呢?指出這一點並不是要否定前人關於牛李黨爭與科舉關係的結論，而是要說明此種共識乃是來自當時社會對此類文章及相關政事人才的大量需求。中晚唐之際，實用性的章表書檄既爲朝廷與藩鎮間處理政事、協調關係一日不可或缺，且更爲藩鎮所用，故此類文章在社會上傳播流行，擅長者也由此爲進身之階。唐詩人溫庭筠“發迹豈勞天上柱，屬詞還得幕中蓮”和路過陳琳墓時“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的感慨可謂道出了文人屈從現實的無奈[40]。大量掌記人才的出現及其由此而宦達的歷史表明此種文章的實際社會政治功用遠過詩賦。《舊唐書·高適傳》曾言“而有唐以來，詩人之達者，唯適而已”，雖有所誇張，但正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文人不掌握此類章表文章技能者不足以安身立命，這是當時爲文的大趨勢，也是從政的大趨勢。李德裕、令狐楚對於章表人才的看中不過是由於政治需要而順從這一大趨勢罷了。且無論他們本人的政治觀點、黨派取嚮如何，其對此道之推崇卻不能不對文體的流行和人們的追求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事實上，不少文人(包括進士)由於任藩鎮掌書記或相應官職，使章表之作及政治才能都得到鍛煉提高，他們由地方步入中央，這對科舉取士和文官政治而言，不能不認爲是一種有益的彌補。

四

如果說，安史之亂至中晚唐的藩鎮體制已爲掌書記文學和表狀箋啓文集的製作提供環境，並爲其廣爲流傳創造條件的話，那麽唐末五代的藩鎮動亂及軍閥割據局面已使這一文學的創作與政治的結合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特別是僖宗朝黃巢之亂以後，因諸侯爭地而天下擾攘，朝廷與藩鎮及藩鎮與藩鎮之間敵友不常，關係敏感而脆弱，戰事一觸即發，其間利害衡量，機謾嘧儯??嚿谱鞅頎顣??奈氖恳员磉_。《北夢瑣言》卷五記一例曰：

唐僖宗皇帝蒙塵於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省郎。

雖則是詔書，卻不是命令，而是充滿了“奇辯”的和解書。朝廷周旋於藩鎮之間的複雜政治情勢，竟爲李端這樣的“壯筆”之士提供了機緣。唐末五代戰亂之際，我們常常可以從各種記載中發現他們的蹤迹。

《唐摭言》卷十略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