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毅善为诔、颂、诗、赋，以文才称，而班固在青年时曾作《幽通赋》，此后继父作史，以史才称。从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二十六年中，傅毅作《迪志诗》、《七激》、《北海王诔》，对策作颂，又作《明帝诔》、《显亲颂》。班固作《安侯戴侯颂》、《世祖本纪》、《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及《建武注纪》、《神雀颂》、《秦功论》、《典引》、《耿恭守疏勒城赋》、《答宾戏》、《白虎通》。傅毅显然只长于诗赋，而班固文史兼通，赋、颂并能，大约自视更高。所以，傅毅《洛都赋》出，班固并不称许，而有意要与之相较短长。傅毅为兰台令，与班固共同典校经书在建初二年(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当时班固已十四年没有升迁，自然牢骚满腹，羞与为伍。但无论怎样，总不至明白显露，有失士大夫的风度。次年，傅毅为马防司马，班固大约也不会为此而惹事。建初八年(83年)马防败，傅毅免官。则在此以后作《两都赋》，便没有什么妨碍。因此，从人事的方面说，班固之作《两都赋》也当在元和年中的二年至三年间。这对于了解班固的生平及把握《两都赋》的思想内涵，体会其中所包含作者的情感，都是有意义的。

三、由班、傅关系看傅毅《洛都赋》的作时

傅毅《洛都赋》已散佚，《艺文类聚》卷六一录有一大段，《初学记》卷二四和《康熙字典》“寮”字条各引数句，费振刚等先生编《全汉赋》皆录入，《北堂书钞》卷一三七有二句，文字与《艺文类聚》小异，《全汉赋》校记中亦提及。此赋作于何时，于史无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亦未系年。

《后汉书•傅毅传》云：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驷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早卒。

据《后汉书•马廖传》和《马防传》，马防之败在建初八年，那么，傅毅之免官也应在建初八年。傅毅之撰《洛都赋》，当在建初八年免官以前。因为免官之后他只有小心谨慎地生活，岂敢多事，以引起朝野的注意。永元元年窦宪以之为记室，也只能于军中安心供职，不敢预于朝廷之事。

同时，《洛都赋》也不作于明帝之时，因为当时他以为明帝“求贤不笃”。《论衡》第二十卷《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石，孝明览焉。”(注：傅毅此“神爵颂”即《神雀赋》。《隋书•经籍志四：“《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疑此赋作于章帝元和中，《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明帝永平十七年。)但此后傅毅似乎并未升迁，因此才有《七激》之作(注：《中古文学系年》系《七激》于永平二年，似非。因其中说到“汉之盛世，存乎永平。”为永平之后的语气。)。所以我以为，傅毅之作《洛都赋》，当在建初二年任兰台令史之前：他正是因为献纳此赋得章帝称赏，而拜郎中、为兰台令史的。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班固与其弟班超书中讥嘲傅毅，事在何年，史书也无载，《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初二年(77年)，是也;但列于“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典校书，作《显宗颂》”一条之前，欠妥。因据信中所说，显然在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后。那么，《洛都赋》，作于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前，当在建初元年或二年之前半年。有可能在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作成之后。据《后汉书，耿@(14)传》，耿恭于永平十八年三月引兵据车师，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历艰难困苦死伤余十三人，鲍昱奏耿恭节过苏武，因而拜为骑都尉。《中古文学系年》系班固之作《耿恭守疏勒城赋》于建初元年，是也。估计当在建初元年之末。因耿恭之事传至朝廷，再议奏请等，亦需时日。

又《后汉书•杨终传》，杨终于建初元年上疏议改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罪人于绝域事，章帝下其章，令大臣议之，司空第五伦亦同杨终之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看起来，朝廷当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视维护先帝懿旨为一重要原则。这自然也是坚持都于洛阳问题上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至少以此为理由主张都于洛阳不至获罪。故我以为，傅毅的《洛都赋》作于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之后，大体当在建元二年(77年)前后。班固因为自己有一代史才，又能为赋，而十多年未见升迁，傅毅作赋而被任为兰台令史、郎中，故讥其“下笔不能自休”。班固在七八年后作《两都赋》，表面上看来与傅毅无关，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班固尽管对傅毅看不起，但毕竟一起共事，不至有失缙绅风度，在傅毅因写《洛都赋》而获升迁之后自己立即写一篇与之相较。但建初八年(83年)傅毅因马防事败而免官，趁着朝廷获嘉瑞、皇帝有意制礼之机，作《两都赋》以显露其作赋之才，则是完全可能的。

除《洛都赋》之外，傅毅又有《反都赋》，已佚，今只存《水经注•伊水注》所录两句。崔yīn@⑨也有同题之作，却存有序和开头一段。其《序》云：“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注：据《艺文类聚》卷六一。)由此看来，其主旨还是赞成建都洛阳，并非主张迁都长安。其正文中说建武受命之后“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也是说建都洛阳的雄略与大典。那么，傅毅的《反都赋》同《洛都赋》也应主旨相同，大概角度上是从返还长安并无益处的方面立说。同一事而颠来倒去写，这也就难怪班固要说他“下笔不能自休”了。

四、《两都赋》的创作心态与特色

无论怎样，傅毅之作是在题材上、构思上给班固的《两都赋》的创作以启发的。傅毅等的《反都赋》是针对主张返都长安的人而发，大约从“地利不如人和”的方面立论，今所存“因龙门以畅纪，开伊阙以达聪”，就是由地利而言人和，说建都洛阳的好处的。《洛都赋》则一开头即写建都洛阳，大汉复兴，再不复提西都之事。傅毅这样写，可能同杜笃的《论都赋》内容有关。《论都赋》全文大体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西都之便利和前汉之功业，第二部分论东都之仁德，申未暇迁都长安之由。前一部分篇幅大，而后一部分篇幅小，结构不够匀称。傅毅的《反都赋》专门针对杜笃《论都赋》之前一部分，而《洛都赋》则专门发挥杜笃《论都赋》不作为重点的后一部分。但其《反都赋》因为要讲不能迁于西都而必建都洛阳之理由，也写到洛都，故同《洛都赋》在内容、题材上有重合的部分。

班固的《两都赋》则学习了《子虚》、《上林》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东都赋》写洛阳，虽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sōu@①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