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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一、《两都赋》体制溯源

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sōu@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西都赋》开头云：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shí@②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注：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其未尾曰：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

便算是收尾。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

再看《东都赋》开头：

东都主人喟然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

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列举物事，铺采chī@③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

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明年，“有诏fù@④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chǎn@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kuī@⑦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来年。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则陆说有误。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因为：

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在“迁为郎，典校秘书”下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前所著书。”因《世祖本纪》为四人所同撰，班固迁为郎之后一方面是受旨著书，一方面自己也急于自证其史才，应忙于撰前汉史之《列传》、《载纪》，尚不能锐意于诗赋。则《两都赋》不作于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可以确定。

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汉仪》、《南巡颂》之后因母丧去官，第二年即为中护军，因而于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颂》及《燕然铭》，均与军事有关，不会于马背上去构思《两都赋》这样远离军旅生活的鸿篇巨制、所以也不会是作于和帝之时(和帝于公元88年2月继位，次年为永元元年)。据此，则只有作于章帝时。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个年号。其不作于章和年间，前所论第二条已明之。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于哪一段时间呢?我以为当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因为班固于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纪注》(注：《后汉书•马援传》记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厘定《建武纪注》”。)，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作《神雀颂》、《秦纪论》及《典引》(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92-93页。)，当年8月明帝薨。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汉书》。则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汉书》上。又：《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击车师、攻交河城，山阳、东平地震，其秋有星孚于天市，不可谓之“无事”;二年发永昌等三郡兵击哀牢，马防等击羌从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漤中蛮反：五年击漤中蛮，亦俱可谓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从所存史实看，尚无作此赋之因由。

由以上事实看，《两都赋》应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

除以上所述两方面理由之外，还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赋的内容看，《两都赋》末尾所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反映了此赋作于这几种祥瑞出现之后，朝廷议礼之时。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祭十一陵。“岐山得铜器，形似酒尊，献之。又获白鹿”。这同赋末所附《宝鼎诗》中说的“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一致。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诏书云：“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则《两都赋》不作于见白鸟等祥瑞之前。所以我以为《两都赋》作于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

其次，从班固的生平活动与创作动机方面看。《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次年二月，东巡狩。五月有关于白鸟等祥瑞的诏书。四月还宫，班固上《东巡颂》。这证明此次章帝东巡狩班固是从驾的。我以为班固于从驾出巡中对圣意有所体察，应是其作《两都赋》的思想基础。不然，班固也是扶风安陵人，如从家乡感情方面说，应同杜笃、傅毅一样是希望建都长安的。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建都洛阳于国家有利，如果不知圣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准的情况下，他至多只能上疏陈事，不会作赋以张扬之。

一般说来，用于献纳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有两展：其表层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客观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动机则往往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一目的。这里先谈谈班固创作《两都赋》的表层的动机。《两都赋序》云：“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墙，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juàn@⑧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就是说，班固是针对有些人的迁都之议而写《两都赋》的。我们再深一层考虑：不仅作赋颂赞建都洛阳决策有一个机缘问题，西土耆旧重提迁都也有一个机缘问题。我以为章帝时一些人鼓吹迁都之事，当发生在建初七年冬十月章帝西巡狩前后。那么，班固之作《两都赋》，应在此后。以如此的鸿篇巨制，从地理、史实到辞章，恐非数月能就。

第三，从人事关系上看。班固作《两都赋》，尽管序中说是针对主张迁都的“西土耆老”而作，但客观上与杜笃的《论都赋》针锋相对。杜笃之赋未引起光武帝的重视，故“二十余年不kuī@⑦京师”，仕郡文学椽，而在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前后入马防门下(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马防为马援次子，其女弟于永平三年为后。据《后汉书•马防传》，马防于“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钜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调，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真可谓权倾朝野。在这种情况下，班固恐不敢明目张胆同杜笃较劲。建初三年(77年)，杜笃为马防从事中郎，随马防击羌，战殁。这样，班固写《两都赋》，才不至因得罪杜笃而惹出麻烦。

在主张都于洛阳的赋作家中来看，班固作《两都赋》实际上是要同傅毅的《洛都赋》一比高低。傅毅字武仲，扶风茂林人(《后汉书•文苑传》)，班固对他有些看不起。曹丕《典论•论文》云：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