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蒂斯坦的一位当地学者古拉姆·哈桑·罗布桑(Ghulam Hassan Lobsang)认为，“Bolor和Po-lo是两个不同的国度，Bolor指西喀喇昆仑山脉及相连的帕米尔地区，而Po-lo系指东喀喇昆仑山区，包括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10]他还认为，Po-lo一名系源于地名Khaplu(哈伯罗)。他指出，哈伯罗所在之希约克河谷，自然地理条件较为优越。早在斯卡杜和列城兴起之前，该地就是这一带的中心地区。Po-lo与Khaplu的差别，主要在第一个音节。该音节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失去，当然也可能是后来增加的。[11]《新唐书》卷二二一称，“大勃律或译布露，直吐蕃西，与小勃律接，西邻北天竺乌苌。” 此处明确指出大勃律即布露，因此布露也应是Khaplu之音译。
就笔者两次访问哈伯罗河谷所见，该地自然地理条件确实优于其他河谷，古拉姆·哈桑·罗布桑所言不虚。哈伯罗的名称十分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唐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及《册府元龟》均记述了天宝十二年(753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击大勃律事，前者称其引军至“菩萨劳” 城，后者称其师次“贺萨劳” 城。[12]今本史籍中的这两个地名均有舛误，元胡三省作《通鉴音注》时已指出该地应名“贺菩劳” 。苏晋仁编《通鉴吐蕃史料》也引用胡注，在正文之下以小字注出。[13]贺菩劳显然就是今哈伯罗河谷。其时尚未有关于斯卡杜的记载，哈伯罗河谷就是当时大勃律的中心地区。哈伯罗河谷不仅与拉达克相连，与我国新疆之间也有古老的通道，民间往来不绝。
关于Bolor，巴基斯坦历史学家A.H.达尼教授根据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霍杜尔(Hodor)及吉尔吉特附近阿拉姆桥(Alam Bridge)发现的古代铭刻，认为这里曾有过一个叫Polola Shahi或Patola Shahi的王朝，汉文Po-Lu-Lo的起源可能基于Patola(实际上应念Palola) ，即国家的名称源于统治王朝的名称。因此， Bolor一名可能与此有关。[14]达尼教授还提出，该王室可能是嚈噠的一支。[15]
唐代时，随着吐蕃的强盛和向唐朝西域地区扩张，大、小勃律成为唐朝与吐蕃争夺的重要地区 ，大勃律即今巴尔蒂斯坦地区，小勃律在吉尔吉特与亚辛一带。该地区与唐朝和吐蕃的关系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勃律和分化后的大、小勃律，不仅有一些国王受到唐朝册封，有的还不远万里，亲自来朝。使臣、贡使络绎于途。唐朝和吐蕃的军队还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争。这一时期，是中国史籍中有关这一地区记载最多、最详的时期。
大勃律为吐蕃占领并成为其属国后 ，特别是吐蕃瓦解后，史籍便鲜有关于该地的记载。唐朝衰落后，汉文史籍也很少有关于吉尔吉特地区的记载。但该地仍为中国通往印度之要道。北宋乾德年间僧行勤等一百多人赴印度求经时，曾经过此地，称其为“布路沙国” 。[16]
《魏书·世宗纪》永平四年( 511年)载，“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 [17]以上记载，已有学者指出，越伽使密应为伽使密，即克什米尔。[18] 乾达无疑是犍陀罗。至于阿婆罗，笔者怀疑系Khaplu之音译。如此推测可以成立，则哈伯罗河谷与中国之关系，可明确上溯至北魏时期。
上述《魏书》之“不流沙” 、唐代之“勃律” 、宋代之“布路沙” ，以及藏文的Bru-sha或Bru-za，均为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l一词之音译。布鲁沙斯基语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它处在印欧语、藏语和突厥语的接壤地带，而又不属于任何一种语族，因而很可能是雅利安人到来之前的一种语言体系的残余。布鲁沙斯基语现仅分布于罕萨河右岸的罕萨中部地区和左岸的纳格尔(Nagar)，以及亚辛，使用者主要为雅希昆人(Yashkun)。这一语言原先曾流布于相当广泛的地域。Burushal指“操布鲁沙斯基语之人所居之地” ，巴基斯坦学者认为它包括吉尔吉特、纳格尔、阿斯托尔(Astor)、戈尔(Gol)、达丽罗(Darel)、布尼亚尔(Punial)、古比斯(Gupis)、亚辛及奇特拉尔北部等一片广阔的地方。对比现在的地图，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除去巴尔蒂斯坦后的全部地域，此外还包括毗邻的奇特拉尔地区的一部分。据以上分析，上文所引《魏书》中同时遣使的几个国家的位置就比较清楚了，它们疆域相连，互有往来，故同时遣使，或一国首先遣使，沿途诸国闻讯后相继派出使臣，结队而行。尚有疑问的是达舍越的位置，如果推测它位于这几个国家之间或与它们相邻的某个地区，应该没有问题。
巴尔蒂斯坦与我国西藏关系密切。它是藏族繁衍、发展的地区之一，很早就生活着藏族的祖先;它是古代象雄的一部分，是本教流行地区之一，甚至被认为是本教的发源地;它曾为吐蕃属国，并同黎域(Liyul，于阗一带)、祝夏(Bru-sha，即勃律)一起构成阿里三围之一。[19]在元、明两代，巴尔蒂斯坦处于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辖境范围之内，惜未见具体记载。巴尔蒂斯坦同我国新疆地区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叶尔羌汗国时期，这种关系曾有很大发展。但直至乾隆二十五年，该地才发展了同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巴尔蒂斯坦同其周边地区，特别是拉达克、吉尔吉特、罕萨、克什米尔等地，或商贸往来，或讨伐征战，或婚姻嫁娶，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遣使中国的历史背景
巴尔蒂斯坦于乾隆二十五年遣使中国，并同清廷建立官方联系，是清朝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的直接结果。清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朝出兵远征准噶尔汗国，以平定该地区长朝的内乱，统一西域。清军迅速平定天山北路后，被准噶尔囚禁的原叶尔羌、喀什噶尔一带伊斯兰教白山派的和卓阿哈玛特的两个儿子——波罗泥都(史称大和卓)及其弟霍集占(史称小和卓)相继向清军投诚。清廷原拟命波罗泥都赴京入觐，但因把持天山南路乌什、阿克苏一带政权的霍集斯家族同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地的黑山派和卓之间又发生战事，霍集斯家族向清军求救，请求将白山派和卓派往彼处，以利用白山派同黑山派的矛盾，对付黑山派的进攻，波罗泥都遂被派同清朝使者一起前往天山南路招服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波罗泥都利用清廷的名义和白山派和卓的圣裔身份，迅速摧毁了黑山派的抵抗，占领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等地。乾隆二十一年(1756)，原留在伊犁的小和卓霍集占在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率众逃回天山南路。随后，霍集占又以遣使归降、以及解救被阿睦尔撒纳扣留的清廷侍卫托伦泰等假象，蒙蔽清廷，从而控制了天山南路“回部”的实权。随后，小和卓霍集占杀死清朝副都统阿敏道等一百余人，自称巴图尔汗，公开发动了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初，清朝派出大军讨伐大、小和卓。战事异常激烈，并一直持续到次年六月。最后，清军大获全胜，收复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大、小和卓相继逃往巴达克山，后为巴达克山统治者素勒丹沙(Sultan Shah)擒获处死。
清廷此次对新疆南部用兵，不仅平定了当地农奴主贵族和反动宗教头目大小和卓发动的分裂祖国的叛乱，统一了新疆，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朝大军云集南疆，声威远震。为防和卓叛军远遁，清军将领传檄巴达克山、浩罕、玛尔噶朗、安集延、布鲁特等部协力擒拿。各部均凛遵不渝，因而大小和卓出逃后，沿途受到衮都、锡克南等地堵截追击，巴达克山更是擒杀匪酋，传首清廷。战事结束后，西布鲁特(柯尔克孜)、塔什于、浩罕、布哈拉等均表示归附清朝，成为中国的藩属。巴达克山、博罗尔、齐哩克、浩罕、布鲁特诸部均遣使入觐，向清廷致贺。据《清实录》所截，仅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一月之内，乾隆帝便在乾清宫、圆明园山高水长大幄处、丰泽园大幄处等处多次接见并宴请诸部使臣，赏赐有加。诸部使臣返回时，乾隆帝又亲谕派员护送。
南疆平定后，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教派流血冲突宣告结束，社会安定，生产恢复，道路通畅，包括克什米尔、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在内的周边各地商人，纷纷来叶尔羌、喀什噶尔贸易。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很快发成为中亚地区同阿富汗、克什米尔、帕米尔、印度及我西藏间国际贸易的中心。
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过程中，巴尔蒂斯坦、拉达克方向曾受到清廷高度关注。巴尔蒂斯坦笫一次进入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