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的研究涉及到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工程、耕作技术和作物种植与栽培等问题。汪篯估算出唐代实际耕地面积在800~850万顷(《汪篯隋唐史论稿》)。胡戟研究唐代粮食产量后认为平均亩产为一石。李伯重在《唐代江南的农业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及有关论文中认为江南水稻产量约每亩三石，稻麦复种则达四石。学者们还论及隋唐时代的水稻产地、茶叶产地、丝织品及纺织品的地理分布问题。个别论文还讨论了唐代林业种植、渔业生产以及花卉业、蚕桑业、畜牧业和农民副业问题。 利用敦煌文书和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研究区域经济特别是河西地区、敦煌地区、关中地区、江南地区和河北地区等经济生产的论著也很多。
手工业领域的重要著作，早期的有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近年有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魏明孔《隋唐五代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等。鞠著一般地讨论“官工业的组织”、“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销售方式及流动资本之考察”、“工业种类与地域生产”、“工业的行会”等问题;张著论述采掘与冶炼(包括探矿、选矿、矿冶、石油与天然气等)、铸铜、铁器制造、兵器制造、金银制造、建筑、造船、纺织(包括丝织、麻织、毛织、棉织)与印染、陶瓷、制茶、制盐、粮食加工(碾磑、酿酒、制糖)、漆器、制纸与印刷等十四个行业门类的生产状况，资料比较丰富。魏书的重点不在手工业的各个部门，而是着重研究了手工业的类型和管理体制和手工业者身份，手工业在南北经济中比重的变化，手工业与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与其时科学技术发明的关系。
赵丰《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三秦出版社，1992)广泛搜集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唐代丝绸的生产与产量、在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当时丝绸技术与品种工艺，建树颇多。卢华语《唐代桑蚕丝绸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侧重于讨论唐代蚕桑丝绸业的产地分布、丝绸的图案特色以及丝绸的用途等。杨远(台)《唐代的矿产》(台北，学生书局，1982)对于矿业生产与分布、陈衍德与杨权合著《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对于盐业产地与制盐技术、陈明伟《唐宋饮食文化史》(台北，学生书局，1995)与黎虎《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于餐饮业及食品加工业都有详实的论述。季羡林的《糖史》及有关论文是制糖业研究的重要成果。一些论文还涉及造船业、航海业、酿酒业等。
商业与货币。三十年代陶希圣等已经发表过《唐代管理市的法令》、《五代的都市与商业》、《唐朝的货币》、《五代的货币》(均见1935-36年(《食货》)等论文。近年冻国栋的专著《唐代的商品经济与经营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论述了商品与市场、流通与资本、管理与经营等商业问题。前举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介绍了国内商业、边境互市和对外贸易三种商业类别。货币金融的研究集中在钱货兼行、估法(虚估与实估)、除陌钱、飞钱、公廨本钱等。重要论文有李埏《略论唐代的“钱币兼行”》(《历史研究》1961-1)分析了唐代绢帛与铜钱同时流通的原因;卢向前《唐前期估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指出时估的制定及其对民间交易的约束作用;李锦绣《唐代后期的虚钱实钱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9-2)认为唐代后期的虚估是企图挽留实物货币的措施;陈明光《唐代“除陌”释论》(《中国史研究》1984-4)指出“除陌”不仅是交易税，还是一种货币支付方式，即中央政府财政支付中每贯扣除若干钱;除陌也是一种流通方式，即铜钱在流通过程中不足一贯准许按照一贯使用。全汉升《唐代物价的变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1943)至今仍不失为重要论文。王仲荦《唐西陲物价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5，1992)鸠集了敦煌文书中关于生活价格的资料。
鞠清远等30年代已经在《食货》上发表了关于研究四川蚕市、岭南墟市的论文。最近10年来论述农村集市的论文有牟发松《唐代草市略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4)，他在《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第四章对于草市和城市都有专门讨论。傅宗文的专著《宋代草市镇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第一章介绍了宋以前草市的历史梗概。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对于中古时期的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也做了集中的叙述。
财政史研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讨论税收与财务行政问题，奠定了后来学者研究唐代财政史的基础。近些年出版的三部断代财政史：蔡次卿《隋唐五代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概述隋唐五代时期的财政制度;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91，修订本1999)试图从财政预算的角度把握唐代财政制度及其变化;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广泛征引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文献资料，以百万字的篇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唐代前期的财务行政机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问题。属于财政专题史方面的著作有张弓《唐代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5)、葛承雍《唐代国库制度》(三秦出版社，1991)，探讨的是财务工作中的仓廪与国库的出纳管理。王永兴《唐代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探讨了唐朝前期财务行政监督问题。吴丽娱《唐后期五代财务勾检制探微》(《唐研究》第6卷，2000年)认为唐后期尚书比部的财务勾检完全不存在，新的勾检体制在三司内部形成，御史台作为财务监察部门也实际参与了财务勾检工作。
赋税与徭役。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赋税和徭役问题，赋税包括租庸调、地税户税、资课勾剥、两税法、工商税杂税、土贡进奉、和籴和买常平仓义仓等;徭役包括力役、杂徭、色役、和雇、兵役。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由杨际平撰写的第一编第五章、郑学檬撰写的第二编第一章论述隋唐五代赋役制度，简明而精到，吸收了前人成果而间有新意。有关论文对于租庸调与户等的关系、与均田制的关系展开了讨论。但是意见最为分歧的是关于户税地税与两税法的关系问题。或谓户税起源于唐初定户等时，或谓起于隋朝，或谓户税分大小税，其起源也不一致。关于建中元年施行的两税法的内容，大多数学者赞同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两税即户税与地税的观点。但是，是以户税为主，还是以地税为主，抑或根本就不包括田租斛斗，学者的看法很不一致，主要原因是唐代后期关于两税法施行的实态的资料非常有限。
资课是唐代赋役制度中比较复杂的问题。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资课是官民皆纳的代役钱。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3)、《略论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2)首次提出纳资与纳课的区别在于身份性，开元前纳资是有官资的人纳钱代替色役，纳课是课口纳钱代役。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则认为区别在于纳资与纳课的用途不同。张邻、郑学檬曾分别考察了唐五代商业税收。陈衍德对于盐铁茶酒专卖制度发表过系列论文，吴丽娱近年对盐政也有精到的研究。
关于徭役制度。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徭役问题。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12)和《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是关于唐代前期的色役制度的重要论文。唐长孺、张泽咸、杨际平、程喜霖、吴丽娱对杂徭、杂任、兵役与差科等也发表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杨际平《唐代前期的杂徭与色役》等论文也论及唐代两税法时期的徭役问题，但是讨论得并不充分，专门论文有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李春润《庸值的构成及其实质和特点》(《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庸值是封建超经济强制下戍力(征戍所付出的劳力)或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费用的社会平均值，因而也反映着农户范围内的中等人家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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