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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总结本世纪20世纪中国隋唐五代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需要能具体地点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的问题。我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曾经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对本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学界更组织了一大批力量进行世纪性的全面总结。限于学历与篇幅本文只是就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研究情况做一简单的回顾与反思。

一 概观

尽管人类编年符号的更替并不一定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步，但是20世纪确实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时代。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去整理国故，是五四以后学术发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8-2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就隋唐五代史断代研究而言，本世纪初叶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据统计，1900-49年发表的隋唐五代史论文约1100篇，著作不下150种。前30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41篇，其他考证文章24篇，论述性文章仅8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150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政治、学术人物仅10%。最能体现这个时期的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达)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1937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30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唐史研究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格局。

无论从哪方面看，30-40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的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代表性的著作是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以及他与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5)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第2卷，1934)、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等。《唐代经济史》以其新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重要的报刊如《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等都发表了书评。《食货》双周刊在1933年创刊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该刊发起了唐代经济史讨论，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也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经济史著作。从此以后，租庸调、两税法、均田、庄园、漕运、邸店、盐铁、茶税、钱荒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唐代经济史、财政史经常涉及的课题。

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史方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钱问题”(《清华学报》10/4，1935)、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5/1，1937)、桑伯华《汉唐间地方行政区分的演变》(《天津益世报·食货》27，1937/6/8)是比较早的论文。抗日战争以前对于隋唐五代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军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数评点式的论文仍然可以见到，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1/4，1927)。但是大多数成果都是考证性的文字或史料编纂性质的作品，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5/9，1909)、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1930-1931年的《东北丛镌》)等。这些都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刘盼遂、朱希祖、陈寅恪等人关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意见，后来在40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30年代广义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外，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1/1-2，1933)、黄现璠“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13，1934)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

本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前期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出版了多部断代史作品，从1955-1965年10年间出版了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7)、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书局，1959)、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两册(人民出版社，1965)。显然，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对于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断代史著作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岑著《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记性质，吕著《隋唐五代史》则以史料丰富见长，这两位史学家都属于三十年代就发表作品的本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其著述体例或语言风格，都比较多地保留了传统方式，因此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对其学术价值而不是对其断代史编著体例的肯定。范著作为通史中的一个部分姑且不论，其他几部断代史基本属于大学教材性质，它们开创的这种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农民战争几大板块来介绍一个断代的历史，比较容易吸收五十年代流行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样写出的断代史成为模式之后，便很难容纳社会史、历史人物的活动和典章制度等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其缺陷便日益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说，不久前完成的白寿彝《中国通史》就是试图纠正这一偏向。

“文革”前隋唐五代史研究也受到“五朵金花”讨论的影响，主要是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讨论和农民起义问题的讨论。学者们认真地翻检了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来探讨均田制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是国有土地所有制，是否排除了地主土地私有制?如果不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它到底真正实行了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和唐末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人们认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出的口号具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相信农民起义用暴力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以后，便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劈了道路。因此，人们开展了对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口号或者称号的研究。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代的“贞观之治”，也有学者从隋末农民起义给统治者的教训，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去进行说明。

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隋唐五代史研究飞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文革”后的最初几年，史学界拨乱反正，致力于清除极“左”路线思潮影响。隋唐五代史研究领域，也在反思“影射史学”中的武则天研究，清理批儒评法中对隋唐历史人物的评价。许多学者出于补偿心理，埋头致力于具体历史课题的研究，史学的反思停留在对“文革”史学的批判的表面层次。由于“文革”前唐史研究在浮泛的概念层次上的讨论居多，沉潜的实证研究开展不足，也给历史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很大的空白。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文化史的别开生面，在在都显示出80年代以来隋唐五代史学界的活跃局面。敦煌吐鲁番研究吸引了相当一批优秀的唐史研究者。从个别文书的校录、考释，到文书涉及的历史问题的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最需要实证、需要细密工夫，它与唐史研究互相借重，相得益彰 ( 参见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刊《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比较重要的断代史著作有章群的《唐史》(1958，1980)三卷，以叙事详实受到称道。王寿南《隋唐史》(1989)为台湾地区的大专教材。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990)有110多万字，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基本历史事实，于文化部分着墨较多。最近完成的白寿彝主编的12卷本《中国通史》隋唐五代部分篇幅更大，而且采取了综述、典制、传记的新体例，但各部分水平参差不齐。武汉大学3-9世纪研究所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出版了18辑，始终保持着以考证资料、疏释史实为主的办刊风格。史念海主编的《唐史论丛》已经出版了七辑。新江主编《唐研究》已经出版六卷，并以其严整的学术规范受到学术界好评。大陆、台湾、香港编辑的有关唐史的会议论文集有多种。《唐研究基金会丛书》截止2000年也已经出书15种。台北文津出版社推出了数十种大陆学者唐史方面的博士论文和学术专著。

相对唐史而言，隋代史和五代史的研究成果要少多了。隋代断代史目前还只有韩国磐《隋朝史略》(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和金宝详等的《隋史新探》(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后者带有专题研究的性质。五代史方面有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前者概述了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历史事实，后者则带专题性质。国别史著作有杨伟立《前蜀后蜀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任爽《南唐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诸葛计与银玉珍合撰《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