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学术中的重要分支，如丝路考古、西域研究、敦煌学等等，其学术风貌已完全有别于清代的西北史地之学，而是从精神气质上直接继承了世纪初开始兴隆、由斯坦因等人推动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大发现。这样说也许还不够明确，我想进一步强调，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在世纪初所推动建立的新的学术领域，竟然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源头之一。当黄文弼奋勇西行，从事极为艰苦的考察工作时，他不是同样感受到那种受赐于斯坦因他们的屈辱感吗?当陈寅恪沉湎于学习中亚各种死文字时，他不是恰恰浸润在这一崭新的国际学术潮流中吗?屈辱感产生了意义。

学科分工使得我们说话时越来越谨慎，更何况西域研究(这个名称很不准确，但是比丝绸之路研究又合理一些)就像西域一样僻远，一般人视为畏途。这也许妨碍了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在此意义上，我要特别欢迎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及后续各书的出版。说实话，读斯坦因的这本书，还有他的《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和《亚洲腹地考古记》(Innermost Asia)，我惊异于这门学科在其初建立时，就已经达到如此高度，以致于近百年的进步，相对来说是非常有限的。这提示我们思考，今天的研究存在着什么问题?当然，我们不具备斯坦因那一代人的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我们也不能象斯坦因他们那样无视国界、真正地把整个中亚甚至更大范围作为考察和研究对象，……还有，我们是否真地象斯坦因那样热爱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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