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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书后

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的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终于问世了，欣庆之余，要向翻译者致敬。我总记得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读原著时的种种辛苦，这种辛苦已经阻碍了我的求知之心。按照翻译者的宏伟计划，斯坦因的另几部名著也将译出;不仅如此，其它几部近代西域学的奠基著作，如勒柯克(A. von Lecoq)、格伦威德尔(A. Grunwedel)、伯希和(P. Pelliot)等的著作，作为《海外遗珍??国外西域考古经典著作译丛》的首选书目，也会陆续翻译出版。这些名人及其名著，常常在我国的研究文章中出现，但我怀疑大多数研究者是否真地有机会或有耐心披读原书。

这份书单令人振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了学术界和出版界已经有勇气面对严肃而棘手的问题。从向觉明先生那一代学者开始，翻译大部头的西域学名著的计划早已酝酿，可结果只出版了《斯坦因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之类的概述性游记译本。近五年来，出版西域探险书已蔚成风气，斯文?赫定(Sven Hedin) 等人的著名自传性探险书已尽数译出，其中包括斯坦因的《沙埋和田废墟记》(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这些译本与当今一批热衷追随赫定后尘的中国探险者、一批偶尔前往新疆等地走马观花的中国学者们新的“探险”、“游记”混杂一起，充斥于书肆长架上，虽然壮观，却让人对中国学者的品味及出版界的眼光发生疑惑—重复这一层次的“探险”，就相当于一次次地冲上沙漠边缘那些连绵起伏的红柳包，而故意不去理睬身后那高耸天外的昆仑山。在这种意义上，《西域考古图记》以及后续的《海外遗珍》诸书的翻译出版，是对荣誉的捍卫。

谈论近代中亚探险，被提得最多的名字便是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从一般意义上看，斯文·赫定比斯坦因更具有魅力，他的探险游记更优美可读，他与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联系更紧密，他在中国西北土地上留下了更多的足迹和更多的岁月，更重要的是，赫定的大多数探险，并不以“找宝”为目的。赫定继承了地理大发现时代那些伟人的气质和品格。在“探险”意义上，就连来自日本的那个无知而勇敢的年轻僧人橘瑞超，也比斯坦因更多地挑战了人类在沙漠和高山环境下的极限。然而斯坦因却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他把乱糟糟的寻宝变成了对古代中亚世界的复原，他充实、丰富并激活了“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一近代概念，他建立了地理调查与考古发掘并重的西域学规范，他使湮没千年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字再次扮演了东西文明交流的角色。斯坦因把中亚探险的瓦砾沙石，变成了认识人类文明历程的黄金美玉。

可是，斯坦因又是一个盗宝人。他最先赋予敦煌藏经洞里的写本卷子以近代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他也是第一个把大量敦煌卷子盗出中国的“贼”。他在“中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语)上，划出了第一道伤口(《西域考古图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二卷，即关于斯坦因在敦煌的活动)。随后的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等，这些在敦煌、吐鲁番和塔里木地区肆意盗宝的列位名人，都可算是步了斯坦因的后尘。斯坦因在西方学术界所获声誉的高低，与他从中国盗运至印度和英国的文物的多少，有着正比例的关系。长期以来，这个事实让我们在面对斯坦因的学术成就时不免尴尬，因为我们习惯于给人一个总体的和彻底的评价，就如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所做的那样。

在我看来，由于长期对斯坦因及其同案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奔走于青海、蒙古、甘肃、新疆和西藏等地的那些外国人，早就被我们一网打尽地算作直接或间接涉案人员—难以给出一个适当的判决，我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及其意义，也未能认真地加以了解。我不是在主张做翻案文章。无论如何，斯坦因他们给我们造成的屈辱感并没有消散，一百年来这种屈辱感总是随着时势迁转作用于学术活动的内外环境。可是，我要说的是，屈辱是一个事实，意义是另一个事实，两事实间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世纪初，当中亚探险进入学术突破—代表性的成就是斯坦因的调查、发掘以及随后西方学者如沙畹(E. Chavannes)的研究—的新阶段时，中国学术也正在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跃进。中亚探险所造就的国际学术新潮流光彩四溢，包括汉文典籍在内的东方文献，已经被纳入到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中。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多处引用《汉书》和《后汉书》，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准确地理解。这个新学科虽然生长于西方学术传统之下，却面对着完全陌生的资料和问题。结果，新学科扩张了西方学术的传统领域，其触角已伸展到中国学者的眼鼻底下。这一情形，与19世纪中后期西方把中国强行并入西方的商业世界，有着惊人的近似。中亚学，或称西域学，无论其研究范围还是研究手段，都无法回避有着无比深厚传统的中国历史。这样，具有侵略性和强大创造力的西方学术，不由分说地冲进了中国学术的古老庄园。

少数几个博学、敏感并且充满好奇心的中国学者—以王国维为代表—很快便意识到了斯坦因他们工作的价值。当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探险(即《西域考古图记》所记录的全部活动)不久，身在日本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便通过沙畹获得了斯坦因携回的资料，并于1914年出版了具有很高学术史地位的《流沙缀简》。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虽然到1921年才出版，但在1912年他已经出版了详细记录其第二次中亚探险经历的两卷本《沙漠契丹》(Ruins of Desert Cathay)。我们不清楚罗、王二人是否曾加以参考，但从研究内容上看，《沙漠契丹》可供直接参考的东西是很少的，也许有着优雅心性的王国维能从中读出斯坦因对中亚及其历史的依恋之情。王国维后来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其最初的成功经验，就来自他对斯坦因工作的整理，而不是晚到他以甲骨卜辞研究殷商历史时，这一点向为学术史研究者所忽视。不仅如此，我认为，真正被忽视、被湮没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学术的发端、成长，与斯坦因等人推动的中亚探险、西域考古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