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的政治旗帜或政治领袖在政变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宗太子重俊起兵之失败可作为反证。

中宗有四子，[48] 长子重润在大足元年被武则天杖杀;二子重福在神龙元年为韦后所谮，被贬于滁州，后徙均州;三子重俊在神龙二年秋被立为太子。安乐公主以太子非韦后所生，常凌辱之，并欲废之而立自己为皇太女，于是重俊在神龙三年七月与禁军将领李多祚、李思冲、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攻杀武氏兄弟，并攻打宫城。韦后与安乐公主立刻拥中宗上玄武门楼，对李多祚所将之千骑喊话，致使千骑倒戈，杀李多诈等。禁兵所以倒戈，是由于在皇帝面前，太子还不能拥有超出皇帝的政治号召力。尽管如此，重俊之所以能发动禁兵，攻杀武氏兄弟，围攻宫城，也正是由于他所具有的太子的身份，其政治号召力仅次于皇帝。另外，重俊之所以要起事，是由于受到了安乐公主的逼迫，安乐公主要取代他而当皇太子，换言之，双方是为了争夺太子之位才成水火的。

景云元年，中宗暴崩，韦后立中宗第四子重茂为帝，是为少帝，自己临朝称制，控制了朝政，又出现了高宗死后武后专政的局面。韦后下一步的举措便是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宗室相王旦及其子李隆基、太平公主联络禁军将帅，预先埋伏于禁苑中，天黑后突然发动了政变。攻入宫中后，“时少帝在太极殿，刘幽求曰：‘众约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门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门，慰谕百姓”[49]。从刘幽求的话中，可知此次政变的目的是要拥立相王，但与前几次的政变不同，在政变当天，发动者的政治领袖——相王——非但没有直接出面，而且在攻入宫中、少帝被捕，刘幽求提出马上拥立相王时，还遭到了李隆基的反对。在捕杀韦后及其亲信、大局已定后，相王奉少帝“慰谕百姓”，后来他才以禅让的方式取代少帝而即位。政变的主谋者所以要用这种方式交换权力，是因为中宗死，少帝已合法即位，虽然执政者是韦后。这就使此次政变没有一个合法的政治领袖，换言之，相王并不具有合法的政治号召力，也不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稳定局面的作用，所以控制政权后，仍然要利用少帝合法的政治身分来稳定局面，并用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法统。这从政变当天的经过也可以得到位证。

据《资治通鉴》所载，当李隆基与刘幽求等人微服至禁中埋伏时，苑总监钟绍京虽已预谋，此时却又生犹豫，欲拒之，经其妻力劝方才同意。另，《旧唐书·钟绍京传》云：“玄宗之诛韦氏，绍京夜中帅户奴及丁夫以从。”说明此次政变缺乏一个合法的政治须袖，完全是一次阴谋夺权的行为，参与者也因此而格外冒险，故有主要与事者钟绍京犹疑之举。他们预先埋伏在禁苑中，并选择晚上发动，也是为了避免出现重俊因中宗出面而禁兵解散、倒戈的局面。

景云元年六月相王称帝，是为睿宗。七月中宗之子重福谋划起兵，八月公然攻打东都皇城。这可以说是相王发动政变的余波。

中宗复辟，“时流人皆放还，均州刺史谯王重福独不得归，乃上表自陈。……表奏，不报”[50]中宗死后，韦后派兵五百“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51]。睿宗即位后，重福受命转任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阳人张灵詧对他说：“大王地居嫡长，自当继为天子，相王虽有讨平韦氏功，宁可越次而居大位?”并劝他潜行至洛阳，以洛阳为据点，西攻关中，东占河北，向睿宗夺位。其时，参与谋划的还有郑愔，他在景龙三年由吏部侍郎外任江州司马时，曾“便道诣重福，阴相结托”。重福采取其建议，派家臣王道先赴东都，潜募勇敢之士。重福赶到东都后，“王道等率众随重福径取左右屯营兵作乱，将至天津桥，愿从者已数百人，皆执器仗，助其威势。”[52]虽然此次事变没有成功，但可看出，睿宗虽已即位，当时仍有人认为他不当继统。重福在神龙初即遭贬斥，但在中宗死韦后立重茂为帝时，就命人率兵“驰驿戍均州，以备谯王重福”。而在贬斥期间，曾有朝臣与之结托。此次起事，也是以他身为中宗之子，理当继承法统为号召的。[53] 事实上，在他到东都后，愿从者颇众，当时身为侍御史的李邕在主持抵挡重福时，对守城禁军说：“重福虽先帝之子，已得罪于先帝，今者无故入城，必是作乱，君等皆委质圣朝，宜尽臣节，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旨在说明重福因得罪于中宗，已不再具有原有的政治身份了。言外之意则说明重福才是合法的继统者。所谓“委质圣朝，宜尽臣节”云云，更暗示出睿宗即位的非法性。由此事更可看到可以继承法统的太子或皇子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号召力。

事变失败后，重福自杀。重茂作为中宗唯一尚存之子，在第二年正月被软禁于集州，三、四年后死于房州，年仅十七岁。至此，中宗合法的继统者便遭灭绝了。睿宗、玄宗这一支再也不用担心合法者的危胁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以此为号召进行政变的可能性。

睿宗即位后，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同执政，他们之间的矛盾便日益尖锐起来，这首先就又从立太子的问题上表现了出来。《旧唐书·玄宗本纪上》景云元年六月载：“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但在诛韦氏的当天，已封隆基为平王，并命他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癸卯(廿三)日，又命隆基为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甲辰(廿四)日，相王即帝位。[54] 这就是说，睿宗即位前夕，李隆基已位至宰相，兼统禁军，加之平韦氏之功，似乎不应出现睿宗即位后再议立太子之事，隆基当然应是太子，况且此前唐朝历代并不恪守嫡长子继承制。所谓睿宗在立太子上“疑不能决”而问侍臣云云，不过是太平公主想要通过立长子承器为太子以削弱隆基的权势。此后，隆基虽被立为太子，但他与太平公主仍在明争暗斗。睿宗依违其间，起初颇欲倚太平公主之力以限制隆基，立太子之犹豫、闻朝廷倾心东宫而欲使安石察之、听信术者之言而使侍臣守备、围绕墨敕斜封官的争论以及对有关人士的贬黔等等都可说明。[55] 但从立太子、太子监国、传帝位等情况来看，[56] 太子势力已大，羽翼已成，虽然“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控制着朝政，[57]但太子却牢牢掌握着禁军，若再进一步限制，势必会再次激成事变。睿宗目睹了武则天对高宗诸子诛杀的惨剧，经历过武周以来政治斗争的血雨腥风，此时面对自己子女间的倾扎，他或者倚太平公主，以武力整掉太子，或者向太子交权让位。他选择了后者，这既是他对政治斗争的厌倦，也是对当时政局失控的无奈。然而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开元元年七月，玄宗起兵诛杀太平公主，完全控制了朝政。

这一时期的第一起政变就是神龙元年的桓彦范等人拥中宗复辟。政变时，玄宗之父相王李旦任右羽林卫大将军。[58] 政变的主谋者之一袁恕己正兼知相王府司马事，并在政变中“从相王统率南衙兵仗以备非常”[59]。中宗复辟后，拜相王为太尉，同凤阁鸾前三品。[60]《旧唐书·睿宗纪》则明确说：“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昆弟功，进号安国相王。”可见相王(即睿宗)是此次政变的参与者。其时李隆基年已二十，为卫尉少卿，对此事绝不会无所耳闻，相反，从他以后“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勾结禁军将帅等行为来看，[61] 中宗统治年间他就常想起事。景龙二年外任潞州也非偶然，而他回京后，望气者说他宅外水池有龙气，中宗幸其第，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云云也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背景;这就是因为相王父子在当时一直是颇有政治实力的人物。中宗死后，皇后临朝摄政，“进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礼为豳王，(李旦之子)寿春王成器为宋王，以从人望”[62]。同时封父子二人为王“以从人望”，可见李旦的政治影响。证以诛韦后之事更可说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初二)日中宗崩，丁亥(初七)日殇帝即位，庚子(二十)日隆基等就发动了政变。由此可知，说隆基在中宗统治时期一直在准备着起事确不过分，否则就不可能在不足两旬之内便顺利发动政变并获成功。况且韦后在中宗死后秘不发丧，正从各地调集兵马以加紧防范呢![63]

至于此后的一系列政变，玄宗大多都是参与者和谋划者。重福以太子身份攻打东都对当时睿宗、隆基等人的震动不会太小，所以在局势平稳后，年仅十七的中宗唯一所剩之子重茂便死了。太子或皇子在这些政变中的作用，玄宗也不可能没有意识，重茂之死可以为证，他即位后颁布的对诸王的防范之制也可以为证。[64] 所以当武惠妃以太子结党、指斥至尊诉于玄宗时，便为玄宗所不能容忍。我们不排除他有宠于惠妃才这样，但对其三子处置之酷、后也终未立惠妃之子寿王来看，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感于往昔之事。

但他在杀死自己的三个亲子后不久，武惠妃也病死了，其心情之伤感可以想见。后来，杨玉环进宫，歌舞升平，他在位已达三十余年，年纪也近古稀。他一方面倦于政事，想吐纳导行，学道修行，以求长生，[65] 但同时又怕太子结党或朝廷大臣依附太子而向他夺权，甚至发生二、三十年以前自己经历或目睹的那些为夺权而发动的血雨腥风的政变。年纪越大，往事似乎越近，有时竟宛如目前，疑心也就随之而越大，于是他就特别希望能有只忠于自己而反对任何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在当时权力世袭的背景下，能取代自己者，除太子外还有谁呢?!在帝位终身制下，晚年的玄宗有这种惧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国家最高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一唐玄宗，从自己的心境出发而将国事付于自己所信任的少数几个人又怎么会做不到呢?!虽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天宝年间的政治格局，然而这样的政治格局又怎能长久维持呢?终于在十数年之后爆发了安史之乱;它既是天宝格局的表现，又是这一格局的结束者!

三 余论

从神龙至开元初，唐廷屡屡发生政变。政变与兵变不同，前者更要求“合法性”，一则可以起到号召作用，二则有利于政变后稳定局面。这也许就是政变中太子作用异常重要的原因。但政变又都是以掌握一定的军队，特别是最高权力者周围的近卫兵即禁军为基础的。政变是权力交接的一种极端形式，它是国家权力高度集中、民众与权力完全分离的政治体制的必然产物。

安史之乱是天宝政治格局的产物。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别的什么事件来结束这种格局，它与开元年间的军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把它放到唐代整个历史来看，它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年间的兵制调整的结果是出现了终身的职业士兵长期地屯驻于某一大致固定的地区，这就为军队的地方化提供了条件，安史之乱使它变成了现实。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廷也可能在它成为一个问题时逐步解决它，就象前期对以府兵制为主体兵制所进行的调整一样，那样也就不会出现唐后期以及五代藩镇林立的局面，也不会使宋代因惩于此便实行养兵之制而使其积贫积弱。这也许是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中，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一个表现吧。安史之乱导致了唐代前后两期的不同的政治格局;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如果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并不是安史之乱导致的。有人把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分界线，但它不过是个标志，与差异的两边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编校后记】本文原刊于陈明主编的《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年)。其时我刚刚毕业，分配至历史所工作。今天看来，文章写得很拖沓，技术处理也欠规范，引文、错字亦颇不少。此次蒙陈爽先生从网上发现下载，我又校对了一遍，引文出处进行了规范处理，内容则一仍其旧。

本文主要是辨析了两点。一是安史之乱与此前的兵制变化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是“破”;后来撰写《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则集中论证了唐代军队地方化的过程及其政治后果，这可算“立”。二是从唐玄宗与太子的关系上，解释了玄宗晚年长期将内政交付李林甫、杨国忠，将东北兵权长期交付安禄山的原因。将所谓的“天宝政治格局”作如此具体细致且单一的解释，或许有简单化之嫌。在研究政治史时，如果将一些事件的细节赋予过多的联系和意义，恐怕是很危险的。本文的理解，我想即属危险之例。同时，这样的解释，我们完全可以“问”一下当事人，如果他们还活着，或者留下了足够细致而又可靠的史料的话。因此，这样的解释，实在算不得高明。如果文章还有些微可取之处，可能就是对节度使兼统、久任问题以及所谓“出将入相”的辨析，对大量“边塞诗”的出现的理解，对唐前期政变中太子作用的勾勒等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