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史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越来越深入，并都呈现出以小见大和跨学科的特色。这给环境史研究走向综合提供了可能性。八十年代，美国史学界看到了“碎化”带来的严重后果，积极呼吁进行综合研究，这种学术争论在社会上也引起热烈反响。环境史研究也不例外，不再局限于环境破坏和环境保护这样的狭窄专题中，而是把环境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与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当然，这也是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从白人精英运动向社会下层、少数民族等草根民众转化、更多的关注社会正义的必然结果。美国环境史的综合取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研究国际化。不仅仅研究美国环境史，还重视别的国家的环境史。例如D.R.维纳对前苏联自然保护史的研究揭示了科学家尚能在斯大林高压统治下保持一点自由，苏联的各种自然保护组织努力参与保护政府为进行科学研究和教育而设立的自然保护区的历史真实。据此透视了苏联中央和地方、官僚和科学家、利益集团和市民社会等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纠正了西方社会科学自冷战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偏见和傲慢。这种比较分析有助于美国环境史学家克服把美国环境史范式当成唯一成熟正确的范式而加以推广的误区，进而开始尝试撰写全球环境史。这些著作以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发展为主线，结合区域性环境问题，并深入探讨造成环境问题的人类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形成了一个把环境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交织在一起的分析框架。C.庞廷的《绿色世界史》从人类生产力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的角度重新解释了世界史，指出存在于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要想持续，就应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生产和生活方式绿色化。I.G.西蒙斯的《地球面貌的变化》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角度分析了人类从古到今对自然的影响。J.R.麦克尼尔的《二十世纪世界环境史》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地圈到大气圈和水圈分析了全球环境的变化，下编探讨了造成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包括人口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化、能源变化和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思想和政治的进步。由此把地球史和人类史有机结合起来，启发人们从全球所有环境因素的角度去理解人类历史。这些书都打破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以政治或经济发展为主题的编史方法，形成了以环境的演变为主线、以人类及其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为主题的新的历史编撰法。这是从以人类为中心向以生态为中心转变的尝试。在这里，人的社会性不但继续受到重视，过去常常被忽略的、人的生物性还得以重新发现，历史开始走向“真实”的历史。
?二是美国环境史的整体化。美国环境史研究历来重专题和个案研究，但是经过和其他分支学科、特别是新社会史的交叉融合后，环境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地区性和专题性研究虽然很有价值，但高度概括和综合性的环境史也是非常需要的。这种综合性环境史并不是区域和专题研究的简单相加，而是既保持环境史的分支学科对环境史的深刻洞察力、又探索一种能完整把握美国环境史的总体面貌的新方法，进而写出既利用新史学研究成果、又探讨重大环境史课题的综合性著作。J.欧皮1998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比起J.M.皮图拉1977年出版的《美国环境史》更多地反映了这种新趋势。38以1970年的“地球日”为代表的一系列实践促使皮图拉写出的环境史更多的是一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历史。八十年代对城市环境污染和各种环境立法的研究拓宽了作者的视野，人们开始用“环境问题”代替自然资源问题。该书在第二版中取消了“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和利用”一章，增加了“城市环境问题”和“污染的政治学”两章。这反映了环境主义运动追求环境质量、从历史上反思美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足以持续保持一个清洁和健康的环境的要求。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后，环境史研究开始从历史上探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欧皮的著作吸收了环境史研究近40年的重要成果，大大拓宽了叙述范围，以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为主线进行综合创新，既保持了环境史研究多样化的成果和特点，又提炼出了整体研究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环境史“碎化”的缺陷。这部著作出版后被广泛用作教材，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美国环境史教学缺乏具有高度概括性又定义清楚的叙事模式的尴尬，也在一定程度上用实际行动回应了“关于历史教学和教科书标准”的争论。
七、九十年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九十年代的美国环境史研究在继续多元化的同时也呈现出综合的趋势。多元化的研究成果为高水平的综合奠定了基础，综合性整体研究为分支学科的发展指出了方向，两者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农村进入城市，研究对象从强势群体(白人中产阶级及其领导的主流环境保护团体)转向弱势族群(有色人和妇女及其主导的非主流环境组织)。随着当代环境主义从道德假设转向政治诉求，环境史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也从文化转型改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革。这既是环境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它与其他学科不断深度融合交叉的结果。
?当前环境史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和生态学修正派以及科学哲学的挑战。D.沃斯特和R.怀特都指出，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道德关怀，对现代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批判是以克莱门特生态学的平衡、稳定、生态系统、顶级等理论为依据的。39他在评论W.克罗农的《土地上的变化》一书时还批评他没有很好地利用生态学理论分析新英格兰的生态变化。40但是八十年代以后，生态学发生了范式转变，主导生态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变成了“混乱”、“混沌”、“蝴蝶效应”。这意味着对生态学不确定性的重新发现动摇了环境史的理论基础，他的道德关怀也变成了无本之木而不值得信赖。D.沃斯特对此做出了反应，认为混沌生态学无助于尊重自然和校正现代社会对它的破坏，相反还会造成环境相对主义。这个回应指出了它的现实后果，但显然没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回应它对环境史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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