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农产品经过简单加工之后可以直接销售于市场的主要是茶叶，因而茶的商品化过程最典型〔41〕。宋代，茶叶已摆脱了农村副业的地位，成为一种日益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42〕。“要使商品生产继续下去，就得通过市场，依赖商业”。〔43〕因此，茶园户必须进行交换才能使再生产延续下去。茶叶生产专业化程度不同，茶园规模大小不等，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亦不一样。对兼营茶业的农户而言，市场只为他们解决茶叶产品的销售问题。而对于“以种茶为生，有如五谷”〔44〕的专业化程度甚高的茶园户而言，市场对他们须臾不可或缺。大茶园主因茶园规模较大，市场对他们的重要性更甚。茶园户的主要生活资料如衣食等仰给于市场，有一些生产资料亦需从市场上购买，赋役的完纳要借助于市场。宋代可以茶折税或用绢、绵、禾草等物折科。一旦与市场隔绝，茶园户不免陷于困境。宋神宗景德二年四月，潭州的茶园户乏食，官府即赈以官米接济〔45〕。前引张守guī珪的茶园也曾发生过因与市场隔绝而带来生活困难的事情：“一旦山水泛溢，市井路隔，盐酪既缺，守guī珪甚忧之。”〔46〕而雇工经营的大茶园主还要支付雇工的工资。宋神宗熙宁年间，四川九陇县园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47〕据华山先生推算，若制茶五万斤需一万一千多工，六七十万钱，合米一千石左右〔48〕。市场不仅为茶园户提供生产、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解决茶园户茶叶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唐宋茶叶生产带有分散和细小的特点，生产规模狭小，决定了他们在经营能力和对外联系方面均存在局限性。即使生产规模较大、靠雇工经营的茶园主面对广大的市场也会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在唐宋社会条件下，茶叶运销到全国各地、塞外地区，甚至打入海外市场，并从市场上获取生活、生产资料，必须假商人之手、经过商业资本的运动来实现。

唐宋时期，商业资本发展迅速。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王旦指出：“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49〕如此数量巨大的商业资本自然不甘寂寞，它积极投资于可以增殖的商业活动中去。正如宋人章楶所言，以前富商大贾所蓄积的大小铜钱和旧铸铁钱，有的散入少数民族区，有的输到他地。“盖所获利博，岂肯蓄藏于家?”〔50〕而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则是商业资本的首选目标。因为远程贸易投资大，时间长，利润也丰厚〔51〕。唐宋时，商业资本投资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与茶园户生产息息相关的主要是布帛、粮食和茶叶等商品的贸易。绢帛在唐代已是市场交易中的主要商品〔52〕，入宋后又有发展。自唐代起，粮食的商品化进程加快，农户余粮开始大量投放市场〔53〕。宋代，商业资本多投资于粮食贸易，尤其是在发生自然灾伤年份的缺粮区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区，因粮价较高，易于吸引商人运粮前来出售。宋真宗景德二年，开封粮贵，而江浙粮食丰收粮价低廉，粮商“舳舻衔尾，入凑京师”;〔54〕景德三年五月，三司言“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55〕而盛产稻米的粮区，也乐于将大量粮食输出。如湖南一带“地之所产，米最盛。而家中无储粮，……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大商则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舰而同营，展转赈粜，以规厚利，父子相袭，老于风波，以为常俗。”〔56〕因此，茶园户可以从市场上购买粮食。如徽州“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57〕而商人往来南北，在茶叶产区和粮食产区之间穿针引线。南宋复州地区“富商岁首以鹾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艑捆载而去”。〔58〕唐宋时期，茶区周围也往往盛产稻米，资源丰饶。如浙东七州“有桑麻鱼稻荈竹箭之饶”;〔59〕夷陵一带“出粳米、大鱼、梨、栗、甘橘、茶、笋”;〔60〕江南东西路则有“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61〕因而本地区域市场可以为茶园户提供很大一部分粮食，有助于茶园户的再生产。

而商业资本投资于茶叶贸易也克服了茶叶生产的分散性、封闭性与广阔的市场之间的矛盾。商人资本的适时运动成为茶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构成茶园户再生产条件补偿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茶园户的生产规模具备扩大的条件时，商业资本的适时介入和及时运动为茶叶再生产的延续和再生产内容的更新提供了重要条件。茶园户在有市场的条件下能够进行自身的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唐代除有短暂的官制官收官卖的榷茶政策之外，茶叶贸易较为自由，政府只征收茶税而已〔62〕。北宋前期的四川、广南亦听任茶商贸易，嘉yòu祐四年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宋政府在东南等茶区废除榷茶，实行通商法。在这种条件下，商人和茶园户直接进行茶叶交易，商业资本直接作用于茶叶生产。唐代，茶商长途贩茶的情况已较普遍，茶商人数亦不少。每到春季新茶上市，富商大贾、小商小贩云集茶区收购茶叶。如祁门县产的茶色香俱佳，吸引了各地茶商前来采购。“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63〕其他茶区茶叶贸易也不逊色：“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鏽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一些劫江贼获异色财物后也入山博茶，贩运四方〔64〕。宋代在通商的条件下，园户的茶叶亦由商人收购或者到集市出售与中小商人，然后再聚积于大商人之手，由他们贩运致远。范成大曾在诗中记述了商人到乡村购买茶叶的情况：“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65〕而福建壑源盛产优质腊茶，商人竞相购买：“春雷一惊，筠笼才起，售者已担簦挈橐于其门，或先期而散留金钱，或茶才入笪而争酬所直，故壑源之茶常不足客所求”〔66〕，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墟市中的茶叶交易也常见〔67〕。唐宋时期茶叶生产繁盛，必须有大量资本投资于茶叶贸易才能与之相适应，倘商人资本力量不足，极易给茶叶再生产带来困难。四川地区的茶叶在神宗朝一度禁榷，由官府收买。哲宗绍圣年间恢复通商后，民间不以为便，原因在于“盖客人买卖迟细，少有见钱交易，是致园户失业”。〔68〕即是因为商业资本不足，导致茶园户茶叶再生产过程被打断，园户随之失业。但宋代茶叶自由贸易的时间不长、地区不多。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实施控制茶叶流通的榷茶政策。且榷茶方式灵活多变、名目繁杂，但主要方式是交引茶法、贴射茶法和卖引法。北宋前期多用民制官收商销式的茶叶间接专卖体制，即交引法，政府散给园户本钱，低价收购园户茶叶，高价售与商人。即使如此，商人仍有厚利可图。《文献通考》云：“凡茶入官以轻估，其出以重估，县官之利甚博。而商贾转致于西北，以致散于夷狄，其利又特厚。”〔69〕因而茶叶贸易仍是商业资本的最佳投资对象。正如宋人所言：“商于海者，不宝珠宝，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茗”。〔70〕但由于官府横亘在茶园户和茶商之间，不仅损害了园户利益，同时也分割了商人利润，遏制了商业资本的正常发展。但“商业和工业的蓬勃发展意味着政府的干涉日弱，百姓的自由日增。国家不再能够对市场进行控制”。〔71〕唐代王涯曾尝试完全控制茶叶产销，旋即遭到了失败。宋政府亦无力完全控制茶叶流通，必须借助商人资本的力量，同商人合作才能完成茶叶的销售过程。由此宋政府与商人之间结成了分肥夺利、矛盾勾结的复杂伙伴关系。因利润分配不均而导致茶法屡变，一旦商人获利甚微，商人资本即退出茶叶贸易。而没有商人的参入，宋政府即显得孤掌难鸣，束手无策，茶叶流通陷于瘫痪状态，政府收购的大量茶叶只好任其积压乃至腐败变质。“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72〕“收贮不虔，发泄不时，至于朽败与新敛相妨，……于是举而焚之或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73〕不仅官府遭受经济上的损失，也对茶园户的茶叶生产起了消极影响。在不能迅速调整与商人关系的情况下，政府正常收购茶叶的工作十分困难，但停止或减少收购的后果同样不妙。民制官收商销的茶叶间接专卖体制运转不灵时，园户亦深受其弊。“官榷茶山，利归公室，衣食之源日削，采造之课日增，……出茶之处郡县凋残，民不聊生。……茶户逼于寒馁，日有逃亡者;茶园陷于奸佞，岁有荒废者。”〔74〕茶园户正常的生产条件受到破坏，再生产难以为继。足见即使在茶叶间接专卖体制下，尽管商业资本受到控制，商人资本的运动对茶园户的生产仍具有重要作用。商业资本在此情况下介入茶叶生产的方式较之自由贸易条件下更加间接，更加曲折。在贴射法下，商人向官府交纳净利后即可与园户贸易。而卖引法则在商人购买贩茶许可证后允许商人与园户贸易。贴射法与卖引法使商业资本受到严格控制，从而使商人资本对茶叶生产的积极作用难以正常发挥。

即使在榷茶的条件下，仍然存在商人与园户间的直接交易。尽管宋政府为保持其对茶叶贸易的垄断地位而制定了严刑酷法阻止商人与园户间的非法贸易，对犯禁者严厉打击，但却收效甚微。商人与园户间的走私贸易屡禁不止：“民贪其利而犯禁者，虽死不避也”。〔75〕犯茶禁者“既夺其赀，又加之罪，黥流日报，逾冒不悛。”〔76〕在榷茶的大气候下，宋政府亦非完全禁绝商人与园户间的贸易。有些茶业政策亦有灵活变通之处，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贸易。乾德年间，江南园户茶叶官府征购80%，剩余部分官府抽取10%税后，园户即可自由卖给商人〔77〕。真宗咸平二年，园户生产的粗滥之茶不再没官毁弃，允许园户转贸〔78〕。这都对园户的茶叶生产有利。

“商业网前所未有的发展，意味着农民有了大得多的选择余地来专门种植适合他田地的农作物”;〔79〕“商人在远方市场和地方性生产之间起着必不可少的纽带作用”。〔80〕唐宋时期的商业资本对于南方茶区的茶叶生产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三、 商业资本向茶叶生产领域的艰难渗透

“生产专业化的一个结果是生产增长，另一个结果是商品交换的增加”。〔81〕随着唐宋茶叶生产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茶叶经济实力增强，茶叶销售市场亦有了很大扩展。商业资本已不满足于仅在流通领域活动，而是尝试把触角伸向茶叶生产领域。